2018年8月以來，我國教育監管政策頻頻出台，引起了教育行業的高度關注，也直接影響了資本市場上教育股的表現。
先是在8月10日，司法部發布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修訂草案）（送審稿）》（下稱《送審稿》）公開征求意見的通知，《送審稿》中的多項條款被解讀為“為資本介入教育立下更為明確的規矩”﹔再是8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下稱《規范培訓機構意見》），近年來異常火熱的校外培訓機構面臨規范發展的壓力。
從去年紅黃藍幼兒園事件以后，各界不斷拷問資本逐利性與教育公益性之間的平衡取舍，而上述兩份文件的出台被外界認為給近年來密集涌入教育產業的資本澆下冷水。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監管政策的密集出台，是教育部門為了促進教育機構的規范發展，也是為了落實依法治教。同時也說明，以前的一些監管政策存在乏力和失靈現象，這有助於補齊監管政策短板。”
與此同時，8月27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調整優化結構提高教育經費使用效益的意見》（下稱《教育經費意見》），其中提出，保証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一般不低於4%﹔在繼續保持財政教育投入強度的同時，積極擴大社會投入。
可以想見，此次補齊監管政策的短板並不會是終點，未來關於如何平衡好教育產業逐利性與公益性的探索仍將繼續。
資本加速涌入教育行業
教育行業已有272家上市公司
曾經，因為民辦教育的公益屬性，作為非營利性機構的民辦教育機構很難在國內上市，這使得教育行業的規模雖然龐大，但資產証券化程度一直較低。
很長時間裡，法律法規限制了教育行業的資產証券化進程。例如，2004年3月通過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明確要求“不得向社會公開募集資金舉辦民辦學校”。
直到2013年9月5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布《教育法律一攬子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向公眾征求意見，擬對《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師法》和《民辦教育促進法》進行統一的修改。
經過這一輪修訂，《教育法》中取消了教育機構不得以營利為目的的表述。2016年11月修正的《民辦教育促進法》中更是明確規定：民辦學校的舉辦者可以自主選擇設立非營利性或者營利性民辦學校。但是,不得設立實施義務教育的營利性民辦學校。
這意味著民辦學校可以登記為工商企業。從此時起，資本加速融入教育行業，試圖從資本市場上分得一杯羹。
桃李資本數據顯示，2017年教育行業一級市場融資數量404起，比2016年增加逾50起。
2018年7月中旬，據普華永道中國區審計主管合伙人王笑預測，到2021年，中國教育行業規模將達8萬億元，“目前教育行業在資本市場仍處於1.0階段，仍有巨大的市場空間和發展潛力。”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根據光大証券等券商發布的研報對教育行業上市公司進行了梳理，截至2018年上半年共有272隻教育股（A股、港股、中概股、新三板），總營收822.42億元，同比增長14.25%﹔淨利潤103.51億元，同比增長13.01%。
有關教育行業的子行業分類方法較多，如果依據教育信息化、教育出版、學校、在線教育、培訓等5個方面進行分類，可以發現其中直接經營學校的學校類上市公司，雖然數量較少，僅有15家，但卻是盈利水平較高的子行業，淨利潤率高達33.7%，遠遠超過其他子行業，並且其營收和淨利潤增速也呈現較快的增長態勢。
雖然有預測認為教育行業到2021年時的規模為萬億級，但目前教育類上市公司的營收還只是千億級，各路資本蜂擁進入也就在所難免了。
資本涌入教育行業的代表近40萬家培訓機構
北京一所國際學校舉辦畢業典禮，各國國旗挂滿禮堂。
資本蜂擁進入教育行業的表現之一便是目前龐大的培訓產業。
培訓子行業也涉及較廣，有K12（編者注：指從學前到高中階段）課外輔導、成人教育、職業教育、駕駛、公務員培訓等。其中也不乏人們熟悉的上市公司，如新東方（EDU.N）、好未來（TAL.N）等，新東方今年上半年營收90.04億元，淨利潤為9.11億元，淨利潤率為10.12%﹔好未來今年上半年營收63.9億元，淨利潤為9.31億元，淨利潤率為14.78%。
目前國內的培訓機構究竟有多火熱？
8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下稱《規范培訓機構意見》），第二天，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在解讀《規范培訓機構意見》時披露了這樣一組數據，截至8月20日，全國已摸排培訓機構38.2萬家，其中發現問題的有25.9萬家，佔全部摸排培訓機構的67.8%。
也就是說，目前我國的培訓機構數量至少有近40萬家，而根據《2017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中的數據，全國共有各級各類學校51.38萬所，義務教育階段學校21.89萬所（編者注：其中小學16.7萬所，初中5.19萬所）。這意味著，一所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對應近兩家培訓機構。
具體到省份方面，《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梳理發現，北京、江蘇的培訓機構都超過3萬家，山東超過兩萬家，廣東、浙江、天津都超過2萬家。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分析說：“校外培訓火爆大概有三方面原因，其一是目前的教育評價體系是單一分數評價體系﹔其二是義務教育不均衡，家長對校外培訓需求旺盛，希望以此提高孩子的競爭力﹔其三是學校教育的個性化不夠，家長都希望孩子能掌握幾門藝術技能。”（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周刊》2018年第39期）
教育培訓機構泛濫，特別是中小學培訓機構過於火爆，也引起了一些問題。
日前，國務院大督查第一督查組針對校外培訓亂象進行重點暗訪，暗訪結果顯示校外培訓機構行為仍不規范，如夜晚培訓時間較長、違規聘用中小學在職教師、一次性收費過高等。
今年六七月間，遼寧省人大開展的一項針對中小學生課外負擔調研發現，高額的補課費用已成為遼寧普通市民家庭的最大支出。
據媒體報道，在沈陽等城市，不少家庭每年用於課外培訓、補課的費用高達5萬元以上。僅一門英語就高達1.2萬元~1.5萬元。幾乎是家家都給孩子補習，少則3項，多則五六項。
教育行業萬億級的市場預估並非虛言。資本蜂擁而入亦不足為奇了。
此次《規范培訓機構意見》出台，愛建証券分析師余前廣認為，這會加速教育培訓行業洗牌，一些硬件不達標（如場所條件）、軟件不優秀（如教學內容）的小機構將淘汰出局，市場份額會進一步向大機構、頭部企業集中，是一場深刻而廣泛的“供給側改革”。
不過，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通過抬高門檻的方式來規范校外培訓機構，會使得家庭支付更高價格才能獲得培訓服務，因為培訓需求大量存在，而培訓供給在減少，或許起不到監管部門所期望的效果，“根本之策還是要減少培訓需求，推進教育評價體系改革以及義務教育均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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