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環科技分揀中心內景。受訪者供圖
舞環科技分揀中心內，正在使用裝載機挪運物品。受訪者供圖
青山湖街道的垃圾中轉站。新京報記者 龐礡 攝
杭州某小區內的村口環保智能垃圾回收箱，使用者寥寥。受訪者供圖
在小區內擺放了3年后，杭州朗盾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朗盾科技”）那台落滿灰塵的智能垃圾分類回收箱被拔掉電源，搬上了一輛貨車。
它的下一站是廢品回收站。它成了垃圾的一部分。
這是杭州市第一台智能垃圾回收設備，居民投入垃圾后，可以按不同的垃圾類型積分。它的設計和投放初衷是提升生活垃圾回收率——依據中國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協會的數據，生活垃圾中約有26%的可回收垃圾，再利用后可以轉變為資源。
其他城市尚屬新鮮的“互聯網+回收”，在杭州已存在多年，小區內的智能垃圾回收箱隨處可見，APP預約回收、上門回收屢見不鮮。在許多互聯網回收企業看來，自己正在發動一場再生資源回收業的變革：用現代化的貨車清運取代上門收廢品的小三輪，用高科技的機器回收取代零星分散的廢品收購站。
但如果把垃圾的回收、細分類、再利用過程比作人體的消化系統，那麼從小區裡直接回收垃圾的環節是“嘴”，將垃圾集中到一起細分類的環節是“胃”，廢利企業對垃圾的再利用就是負責吸收的腸道。
多家回收企業的經歷証明，從小區直接回收垃圾這個“嘴”的環節利潤微薄，回收產業鏈若止步於此，動用再多的高科技手段也於事無補。
生得風光
朗盾科技創始人吳冰心至今記得智能垃圾回收箱最風光的時刻。
那是2014年3月，杭州某老舊小區的院子裡搭起一個紅色的臨時舞台，台下擠滿了頭發灰白的中老年人，台上是區城管部門的領導、街道領導。一名在當地頗有名氣的電台主播擔任了活動主持，本地電視台、報紙還派出了記者。
那天，吳冰心站在台上宣布，朗盾科技的3台智能垃圾回收箱會入駐小區，居民們隻要按照操作流程投入紙、塑料、玻璃、金屬等廢品，就能獲得相應積分：一個燈泡1分，一個玻璃酒瓶5分，一台洗衣機最高可積1.6萬分，每1000分可折抵3元，在小區內的超市刷卡消費。
更有誘惑力的是，累積的積分還能評獎：每個季度的前三名可以獲得一部蘋果5s手機，每個年度的第一名可以獲得比亞迪電動汽車5年的使用權。
彼時，杭州唯一的垃圾填埋場——天子嶺填埋場的垃圾處理量已趨近飽和，其日均填埋生活垃圾4500余噸，遠超每天2671噸的設計處理能力。早在2010年3月，杭州便推出生活垃圾源頭分類處理體系，在一些試點小區放置了分類垃圾桶，推行垃圾減量。
與上海現行的垃圾四分法很像，藍、紅、綠、黃四色垃圾桶，分別對應可回收、有毒有害、餐廚和其它垃圾。就連普及垃圾分類的公益廣告，都被安排在電視台的黃金時段播放。
不過吳冰心發現，許多小區用於可回收物的藍色垃圾桶從未發揮過應有作用。最值錢的紙板、廢舊家電等會被居民賣給廢品回收站，其它的可回收物則與破掉的餐廚垃圾袋、污水、亂七八糟的東西混在一起，即便能撿出幾個塑料瓶，也沾著餿掉的餐巾紙和菜葉。
“一旦在投放中被污染，再利用時就要清理，成本過高。”吳冰心說，遇到這種情況，垃圾中的可回收物也會被放棄，隻能和其它垃圾一起送去焚燒或者填埋。
從被浪費的可回收垃圾裡，吳冰心看到了商機，注冊成立了朗盾科技。她想到的解決方案是啟動激勵措施，希望居民在積分和大獎的鼓勵下，把所有可回收物分門別類投進回收箱。
激勵措施很快見效。從啟動儀式當天開始，附近小區的居民就帶著塑料瓶、玻璃瓶、舊手機來投放了，有些人還特意從親友家中搜刮來了廢舊物品。據媒體當時的報道，有的居民自覺在家中進行垃圾分類，牆上挂著4個分門別類的塑料袋﹔有的居民每天將飲料瓶沖洗干淨積攢起來﹔還有人從回收箱裡掏出廢物，撕掉別人的條碼，貼上自己的，以賺取積分。為此，吳冰心重新設計了回收箱的箱體——增加高度，縮小入口，讓人伸不進手臂、掏不出東西。
那時，朗盾科技是杭州唯一提供智能回收設備的公司，從市政府獲得了200萬元創業引導基金。朗盾科技所在的城區也很支持，表示各街道、小區內的設備數量可以增至100台。
回收企業紛紛入場
借著杭州垃圾減量的契機，朗盾科技之后，一批“互聯網+回收”企業源源不斷地誕生，將智能回收箱、回收預約APP等鋪設到了杭州的各個角落。比如曾經從事環保袋生產、銷售的陳斌注冊成立了杭州村口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村口環保”），開發智能回收設備﹔做過再生紙制造的王愛華注冊了杭州舞環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舞環科技”），打算將杭州市零散的小型廢品回收站聯合起來，進行規模化經營。
就連從未涉足回收行業的人也躍躍欲試。一個出身阿裡巴巴的創業團隊創立了“9貝殼”，嘗試互聯網預約垃圾回收﹔P2P團貸網創始人唐軍創立了小黃狗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主打智能回收設備。
一名業內人士告訴新京報記者，2016年至今，杭州有幾十家企業涉足互聯網回收，規模較大的有十幾家。
與眾多企業的滿腔熱情相比，官方對此的態度似乎較為寬鬆，互聯網回收企業的引入和管理工作被各級政府一路下放。
7月5日，杭州市城管局生活垃圾分類指導科科長邵金蔚說，回收企業的引進由各區城管局決定，市級單位不干涉。江干區城管局的工作人員卻表示，企業引進全部交由街道決定，“隻要符合程序就可以”。而江干區九堡街道的工作人員的說法是，他們對可回收垃圾的企業暫時沒有全局規劃，由社區自己決定。
缺少統一規劃和准入門檻，讓許多企業參與進了一場垃圾回收界的生存大戰。2019年7月初，新京報記者走訪了杭州市江干區的垃圾分類示范小區——聖奧領寓小區。小區有居民千戶左右，卻容納了村口環保、舞環科技兩家回收企業。前者放置的是智能回收箱﹔后者安置的是回收亭，亭下放著塑料回收桶，二者被樓宇隔開數百米。
然而兩家公司的設備都收獲無幾。一名保安說，村口環保的清運車三五天都不來一次﹔舞環科技的回收亭裡，隻有標注著“塑料”的桶裡有幾個飲料瓶。
在村口環保的負責人陳斌看來，這種千戶級別的小區回收量有限，養活一台設備尚且勉強，兩台就更艱難。“但現在這樣的情況並不少見。我希望社區對回收企業設置門檻、有所揀選，為企業留下更大的生存空間。”
對於陳斌的觀點，江干區的一名社區黨支部書記卻不認同，她認為這種企業互掐的模式沒問題。“兩家企業競爭，誰能提供更好的服務，市場就會留下誰。”
吃不飽，成本高
即便沒有競爭，回收生意也是危機四伏，因為被投入回收箱的垃圾並不值錢。
據朗盾科技2015年的統計，開始回收一年多后，排在公司回收前三名的是18.9噸玻璃瓶、6.74噸塑料瓶、900多公斤電池，都不值錢。雖然紙板、舊家電等也有，但數量不多，成不了氣候。
吳冰心推測，像舊家電、紙板這類價值高的廢品，還是被騎著三輪車走街串巷的大爺大媽收走了。他們當面稱重、結賬，回報快，價格也比折抵積分更高。
嘴上吃不飽，付出的成本卻不少。為了讓回收箱裡的物品“各得其所”，朗盾科技委托了一家大型回收公司負責垃圾清運。后者開著貨車到各小區清理回收箱，把所有回收物送到自己公司的分揀中心內細分類、轉賣，每天收費175元。
“這個成本很高。3台回收箱收到的廢品，價值還不夠抵償清運費的，隻能勉強支付積分兌換。”那時，吳冰心認為隻要增加回收箱數量，收到足夠多的玻璃、金屬、廢電池，也能扳回成本，實現盈利。
但2015年回收箱增加到100台后，回收公司的清運費隨之提高到每天375元，朗盾科技內部的運營、設備維護成本也急劇增加，年人工支出已超過百萬元。
吳冰心轉而找到一家小型廢品回收站，讓其負責垃圾清運。對方收走回收箱裡的所有物品，把值錢的賣掉，便宜的送去堆填。雖然清運成本下降不少，但這背離了吳冰心的初衷。運用這種方式，智能回收設備對垃圾減量的貢獻，已與“三輪車式”的廢品回收者無異。
2019年7月初，一名小型廢品回收站的老板娘告訴新京報記者，她曾為互聯網回收企業做清運，每箱垃圾收費45元。“把東西拉回店裡還得電腦登記，塑料瓶多少、玻璃多少，他們要統計數據，顯示自己的互聯網特點。”
但老板娘無法理解，互聯網回收靠什麼賺錢，和自己有什麼本質區別。果然，對方付賬的頻率越來越低，老板娘主動退出了合作。“后來另一個回收站接手了，被這家互聯網公司欠了好幾萬，到現在都沒還。”
“其實再生資源回收業利潤微薄，租一間小店、開個小型廢品回收站，騎一輛三輪車沿街吆喝回收紙板和舊家電，這是成本最低的運營方式。”一位大型再生資源公司的負責人告訴記者，相比之下，貨車、智能回收設備、寫字樓的租金和大批的后台開發人員都很費錢，可能讓公司入不敷出。
2014年底，朗盾科技將承諾的比亞迪使用權兌成10萬元獎金發了出去，此后再沒發出過獎品。小區附近的超市收不到賬款，陸續停止了積分兌換，居民要走上幾條街才能換到一塊肥皂、一條毛巾。有人找到社區黨支書抱怨，“你看看，我幾萬的積分都沒處用。”社區黨支書聯系了吳冰心，但兌換活動再未進行下去。
停止積分兌換后，居民們的垃圾分類熱情迅速冷卻，來投放廢品的居民也越來越少。曾經泛著金屬光澤的智能回收箱上落了一層灰，旁邊隨意堆放著被丟棄的家電和廢品。
在一些小區，智能垃圾箱還會遇上別的問題。偶爾有居民認為垃圾箱壞了自家門口的“風水”，三番五次投訴，直到設備被社區撤走。有時，物業公司撤出小區，業委會認為機器的安置需要重新討論，就干脆斷電，設備被放進地下室。
另一些情況比較復雜，2019年7月初，杭州市江干區有一台放置在小區中心地帶的村口環保回收箱不翼而飛，隻留下滿牆分類海報和一根外接的黑色電線。陳斌解釋，小區附近的拾荒者或者小型廢品回收站往往需要向物業公司交納每年5000元左右的“入場費”，公司承擔不起這筆費用，物業就把他們的設備藏在角落裡。
2016年底，朗盾科技的70多台回收設備陸續斷電，社區黨支書終於找到了吳冰心：“很久沒人往機器裡投放東西了，你們要不要找人把設備撤走？”
吳冰心已經心灰意懶：設備你們處理吧。
一步到“胃”的難題
在一些回收企業看來，問題的解決方式在於規模化經營。
“你看這個塑料瓶，瓶身是PET材料，瓶蓋是HDPE，標簽紙是PP。隻要能分開、大量積攢，每種材料的噸價都過千元，並不便宜。”王愛華認為，回收企業要想生存、賺錢，不能隻扮演消化系統中的“嘴”，至少要將產業鏈擴張到“胃”。隻有企業自己完成收購、清運、精細分揀等各個環節，不依靠服務外包，才有可能盈利。
但要想一步到“胃”並不容易，首要條件是有一片合適的分揀場地。杭州市商務局特種行業處處長趙東方說，有些互聯網回收企業資金充足，希望將產業鏈擴張至精細分揀、大量積攢。但當它們開始選址建設分揀中心時，往往遭遇街道、社區的回避和拒絕。
2015年，舞環科技准備在全市各小區設立固定的垃圾回收亭，同時建立一個大型分揀中心，對收購來的廢品二次分揀：塑料瓶全部剪開、壓扁，玻璃瓶打碎，然后打包整理裝車，賣給杭州周邊的廢利企業。
籌劃之初，舞環科技幸運地拿到了一塊3000多平方米的空地，公司所在的上城區政府同意他們無償使用，未約定使用期限。這片空地之前是個冷飲廠，后來工廠倒閉，建筑拆除，成了一片廢墟。王愛華雇來一台挖掘機，將廢磚爛瓦和垃圾一車車地清走，露出了原本的水泥地。
接下來的3個月，一座2000多平方米的分揀廠房在荒地上拔地而起。它被劃分成幾十個區隔，吞吐、消化著從杭州各城區收來的可回收垃圾。在這個來之不易的“胃”裡，垃圾被分類，壓實，扎成一人多高的方塊，再堆成四五米高的垃圾牆。分類更細、體積更實的垃圾能賣出更高的價格，舞環科技的虧損隨之減少。在王愛華看來，隻要在這裡駐扎三年，公司就能扭虧為盈。
然而分揀廠房2016年7月建成，當年12月，區政府就把這塊土地賣了。因為沒交過土地使用費用、也沒約定使用期限，政府派人拆遷時，舞環科技沒有任何理由拒絕。
再次為分揀中心選址時，王愛華屢屢碰壁。杭州老城區建筑密集，可以利用的荒地、廢廠本就不多。好不容易遇到適合的地點，街道和社區又會出面阻攔，“他們不喜歡有垃圾分揀中心出現在自己的轄區，怕被居民投訴。”
隨后數月，舞環科技隻能放棄分揀，退回隻有“嘴”的階段，回收一次虧損一次，王愛華不得已抵押了家裡的房子。直到2018年，公司才在臨安區找到了一處2000多平方米的舊廠房，准備把“胃”重新建回來。
政府購買服務的生機
對於舞環科技而言，真正的轉機發生在2019年5月：公司在臨安區“再生資源回收項目採購”裡中標，擬建設並運營一座上萬平方米的分揀中心，並建設88個垃圾回收站點。這意味著公司可以獲得660萬元資金，成為臨安區第一個涵蓋了“從嘴到胃”功能的回收企業。
王愛華發現，政府購買服務是營養不良的互聯網回收企業的解救之道。“過去由企業負擔的設備、運營、垃圾清運等成本，現在轉而由政府埋單，企業的壓力小多了。”
對此，杭州市商務局特種行業處處長趙東方表示認同。“從這幾年的情況來看，完全讓企業自由化運作是不行的，這個賬算不過來，會虧本。所以需要政府去購買垃圾回收的相關服務，扶持企業做大。”
最后一台智能回收設備離開社區兩年后，吳冰心也意識到了政府購買服務的重要性。她離開了朗盾科技，就職於一家國有大型再生資源公司，主管臨安區青山湖街道內16個行政村、134個村民小組的環衛、垃圾分類、垃圾處理等工作。
這家公司通過招投標獲得了青山湖街道的垃圾回收和環衛項目，從道路上的清掃車、洒水車、垃圾清運車，到鎮上的垃圾壓縮轉運站、廚余處理中心，都由政府埋單。
新京報記者走訪多家互聯網回收企業發現，大家對行業發展有一個共識：現有條件下，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拿到大額訂單，才能走出低收入、高支出的惡性循環。
浙江虎哥環境有限公司（下稱“虎哥”）是這方面的典型。從2016年開始，虎哥與余杭區政府合作，在10個街道試行服務，服務區域最終擴大至區內24.5萬戶居民，佔全區近1/4。在它服務的片區內，虎哥沒有競爭者。它上門收集所有干濕垃圾，並為每公斤干垃圾支付0.2元。
“在虎哥分管的余杭區，可回收垃圾大概佔到回收垃圾總量的20%，比杭州市的平均水平高出不少。”趙東方十分認可虎哥的經營模式。
但政府購買服務未必能救所有人。一位業內人士表示，余杭區政府每日為每戶居民向虎哥支付1.25元的垃圾處理費用，“擁有阿裡巴巴的余杭區是浙江經濟第一區，財政收入可觀，每年垃圾分類開支近億元。但並非每個區縣都承擔得起這麼高的花費，更何況這樣的財政支出能否持續並不確定。”
2014年郎盾成立至今，杭州的垃圾回收企業已注冊了幾十家。但在這場資源稀薄的生存游戲中，打著互聯網回收旗號、燒錢進場的企業被陸續淘汰。
2015年誕生的“閑豆回收”，早已放棄了個人用戶，隻對商鋪提供服務，收集高價值的紙板等廢物﹔“9貝殼”自誕生之日起便持續虧損，一年后便早早殞命﹔曾在全國廣泛鋪開、估值一度高達150億元的“小黃狗”被曝出欠薪、資金凍結、機器損壞等負面新聞。
現在，隻有那些在政府招投標項目中獲勝、得到某個城區或街道訂單的企業，才能在市場中暫時立足。其它企業即使依然活著，也危機重重，隨時擔心陷入高成本、低收入、長期虧損的惡性循環。
“這行本來就是利潤微薄，帶有社會服務的性質，很難賺到大錢。”杭州市城管局生活垃圾分類指導科科長邵金蔚說。
（感謝王玲、吳偉強、李康、毛達對本文採訪提供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