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至右分別為：鄧智毅、張子艾、王佔峰、周禮耀
隨著銀監會、保監會的合並，一些監管官員調往金融機構的情況越來越多，這或許能對一些金融機構的風險管控、合規起到積極作用。
四大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AMC）高管的“大挪移”悄然發生。
近日，有消息人士向《國際金融報》記者証實：“銀保監會信托部原主任鄧智毅出任中國東方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東方’）總裁，原總裁張子艾調往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信達’）。”
此前，中國長城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長城”）和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華融”）已經先后於3月和4月迎來“新掌門”。
中國東方迎新掌門
鄧智毅的新身份尚未得到“官方授權”，但他已經出現在了由中國東方主辦的“新形勢·新資管·新征程——2018中國AMC戰略合作高峰論壇”現場。
《國際金融報》記者從與會嘉賓處拿到的會議資料中發現，鄧智毅是以中國東方黨委副書記的身份出席論壇，其名片頭銜為中國東方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總裁。不過，目前這項任命還在走流程。
公開資料顯示，鄧智毅曾任銀監會消費者保護局局長，山西銀監局黨委書記、局長，湖北銀監局黨委書記、局長。他先后在人民銀行資金管理司、計劃資金司、貨幣政策司、銀行監管一司工作多年，2002年開始全程參與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有扎實的金融理論基礎和豐富的金融實踐經驗。
2015年初，銀監會正式成立信托監督管理部，鄧智毅成為信托部的首任主任。3年多來，信托業已由15萬億元資產規模跨越式發展至2017年末的26.25萬億元，行業發展壯大，成為中國第二大資產管理行業。
在監管風格上，鄧智毅態度強硬，積極促進信托業去杠杆、去通道，嚴抓通道業務。今年3月，在原銀監會十部門會議上，鄧智毅表示，在遏制信托通道業務方面，《關於規范銀信類業務的通知》對增長較快的銀信通道業務進行了嚴格的規范。
從實踐來看，政策功效比較明顯。截至今年4月末，行業信托資產余額25.41萬億元，比年初減少8334.59億元。其中，事務管理類信托資產余額14.97萬億元，比年初減少6719.65億元。銀信類業務實收信托余額11.66萬億元，比年初減少5619.08億元，降幅4.6%。
這樣一位有著監管背景的新“掌門”會給中國東方帶來哪些變化？有業內人士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個人對一家公司的影響不會在短期內有所體現，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東方將會有更大發展。”
截至2018年3月底，中國東方合並總資產10204.27億元，較年初增長4.09%﹔淨資產1268.16億元，較年初增長8.34%。下一步，中國東方將新增資本更多地配置到不良資產業務板塊，今年中國東方母公司計劃籌措1000億元資金投放不良資產市場，並加大與地方AMC和金融機構AMC合作力度，提高不良資產業務佔比，持續優化集團業務結構。
另悉，在鄧智毅離開后，湖北銀監局局長賴秀福即將接棒，成為下一任信托部主任。
人事大調整將收官
隨著鄧智毅新身份的塵埃落定，四大AMC人事大調整“收官”在即。
這場AMC人事大調整最先始於中國長城。今年3月26日，中國長城董事會聘任周禮耀為公司總裁。事實上，2017年6月，中國長城原董事長兼總裁張曉鬆退休，周禮耀就已被指派代行總裁職權。
公開簡歷顯示，周禮耀1960年12月生於上海，復旦大學國際金融專業經濟學碩士，高級經濟師。長期從事金融工作，曾任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副總裁，兼任上海長城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長生人壽保險有限公司董事長、天津金融資產交易所有限公司董事長。
與中國長城相似，中國信達原董事長侯建杭也是到齡退休。中國東方黨委副書記、副董事長、總裁張子艾成為其“接班人”。5月18日，張子艾就任中國信達黨委書記，提名董事長人選。中國信達作為H股上市公司，張子艾任職董事長還需要經過股東大會和董事會通過，最終任職資格由銀保監會核准。
根據公開信息，張子艾曾任中國銀行廣東省分行副行長，2005年被任命為中國東方副總裁，2010年5月擔任中國東方總裁一職。上述市場人士提及，1999年中國東方成立時，主要是接收、處置中行的不良資產。從這一方面而言，張子艾與侯建杭的履歷頗為相似。
與上述三家AMC不同，中國華融的人事變更是一場“閃電戰”。4月17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消息，中國華融黨委書記、董事長賴小民個人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4月18日，廣東銀監局原局長王佔峰接替賴小民擔任中國華融黨委書記。6月29日，經公司董事會通過，王佔峰當選中國華融董事長。
與即將上任的鄧智毅頗為相似，王佔峰也有著多年監管經驗。他曾先后出任原中國銀監會合作金融機構監管部副主任，山西銀監局黨委書記、局長，廣東銀監局黨委書記、局長等職務。
“從四大AMC的高管‘騰挪’看，除個別特殊情況外，其他調整都屬於正常的工作調動。”上述業內人士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不過，隨著銀監會、保監會合並，一些監管官員調往金融機構的情況越來越多，這或許能對一些金融機構的風險管控、合規起到積極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