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2月9日，吉林、海南、北京、山東、山西、內蒙古、天津、河北、四川、雲南、陝西、江西、新疆、上海、貴州、廣西、青海、福建、甘肅、寧夏等20個省（區、市）公布了今年的工資指導線。相比較去年的數據，多個省份的指導線有所下降。
以吉林省為例，2016年企業職工貨幣平均工資增長上線為11%，基准線6%，下線3%。這是吉林省自2011年（上線20%，基准線15%，下線8%）以來，連續第5年工資指導線下降。
需要澄清的是，工資指導線下調，不意味著工資負增長，而是政府部門測算的工資漲幅建議，較以往有所減少。
一位吉林省人社廳工作人員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工資指導線的持平或下調，與當期宏觀經濟總體走勢基本保持一致，“不必大驚小怪”。
指導線是什麼
工資指導線制度，由原勞動部在1993年底首次提出，“政府通過參與集體談判，制定工資指導線，把工資總量的增長控制在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職工實際平均工資增長與勞動生產率增長想適應的幅度之內。”
1997 年，工資指導線制度進行試點。當年1月，原勞動部發布了《關於試行地區工資指導線制度試行辦法》，決定在北京等10個省市開展工資指導線制度試點工作，對深化企業工資制度改革提出了規范的試點辦法。1999年10月，原勞動保障部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工資指導價位制度。
人社部社保中心副主任徐延君曾撰文表示，確定企業工資增長指導線，指導企業工資的合理增長的宏觀調控措施，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加強企業工資分配宏觀調控的一個現實選擇。
工資指導線就是政府發出的調控信號，由基准線、上線（又稱為預警線）和下線構成。上線用來提醒效益好的企業，漲工資別太夸張。下線是警示效益不太好的企業，員工工資調整不要低於底線。
據記者了解，工資指導線的基准線和上線、下線數據的制定，並非“調”出來的，而是根據相關數據綜合計算得出的，“是根據各省份當年的社會總體綜合指標，比如地區生產總值、物價上漲水平、上一年度的工資總體水平、勞動生產率等指標綜合測算出來的”。前述吉林省人社廳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工資指導線並不具有強制性。
北京市人社局相關負責人坦言，企業工資指導線主要作用是為企業與職工開展工資集體協商以及企業自身合理確定工資增長水平提供參考依據，也是對國有企業實現工資總額管理的重要手段。
人社部發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上半年，全國隻有6個地區提高了最低工資標准，而2015年提高最低工資標准的地區有13個。人社部相關負責人表示，2016年工資提高的速度明顯放緩，幅度也有所下降。今年上半年6個地區提高最低工資標准之后的工資增幅，平均為11%﹔而去年同期，13個地區提高最低工資標准后，工資的平均增幅則是13.5%。
今年下線下降
依慣例，各省份一般在每年的上半年發布當地的工資指導線。但是，今年上半年，僅有天津、北京、山東、山西、內蒙古等5省份發布了2016年工資指導線。吉林、海南、河北、四川等其他15個省份的指導線則是在下半年陸續發布。
已發布的20個省（區、市）中，海南、甘肅、河北、四川、山東、青海、陝西等7省份的上線、基准線、下線均有所下降。另外，相比2015年，這20個省份發布的基准線無一例外均有所下調。
值得一提的是，寧夏的下線已降為零。根據寧夏發布的通知，經濟效益下降的企業，在崗職工的工資零增長，但企業支付的在法定工作時間內提供了正常勞動的職工工資不得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准。
上海、陝西等一些地區明確表示工資增長幅度可以低於下線。不過，上海也表示，應當努力提高工資水平偏低的生產服務一線崗位人員工資水平，一線職工工資增長幅度應當不低於本企業職工工資的平均增長幅度，企業高管的工資增長幅度應低於本企業職工工資的平均增長幅度。
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認為，基准線的變動影響比較大的應該是中小型民營企業。
如何真正落實
工資指導線並非強制線，如何讓指導線真正發揮作用，關鍵在落實。
工資指導線要想發揮調控作用，工資的集體協商制度無疑是一個重要前提。在勞資雙方需要進行工資集體協商時，由政府部門發布的工資指導線是最方便獲得、最容易形成共識的依據。協商雙方可以參考工資指導線進行集體談判，進而實現政府的調控意圖。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劉學民認為，工資指導線能夠引導勞動者對工資增長形成一個正確的、合理的心理預期，並對工資集體協商提供借鑒，“工資指導線可以作為工資集體協商中勞資雙方協商的重要參考依據，合理確定的工資增長幅度指導線，有助於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北京市公布的“十三五”時期人力社保發展規劃中明確提出，未來的最低工資標准將穩步提高，工資集體協商覆蓋范圍逐步擴大。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北京市已將工資集體協商規定納入立法計劃。
近日，招聘咨詢服務機構米高蒲志發布的《2017年Michael Page亞洲地區薪資與就業報告》顯示，中國內地45%的受訪公司表示期望在未來一年將員工的工資提高6%-10%。
一位銀行從業人員告訴記者，由於各方面物價均出現上漲，人民幣購買力自然相對減弱，幾項疊加的結果就是職工實際到手的工資數額反而可能減少。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所所長張車偉建議，應為企業減稅減負，在當前經濟進入新常態、企業經營發展面臨多重壓力的情況下，增強企業漲工資的空間和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