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留學德國的創業項目負責人(右)在洽談會現場向國內一家企業代表推介帶來的芯片開發技術項目。
新華社記者 黃宗治 攝
歷史經驗表明，世界強國在崛起過程中，不僅高度重視本國的人才培養，也十分注重網羅世界范圍內的優秀人才。當前，全球人才流動出現了一些新特征，曾經是人才主要輸出地的亞洲地區已出現“人才回流”，而人才主要接受地的美國則出現歷史上第一次“人才逆流”。專家建議，我國可借鑒世界各國吸引人才的成功經驗和做法，完善我國人才引進政策，積極吸引全球高端人才。
美國首現“人才逆流”亞洲出現“人才回流”
據教育部戰略研究基地華東師范大學科技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院杜德斌教授介紹，進入21世紀以來，人才跨國流動呈現加速化、專業化、知識化發展態勢，世界范圍內的“人才爭奪戰”愈演愈烈。
總體上看，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是人才的主要接受國，而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則成為人才的輸出大國。
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發展中國家在國外工作的專業人才數以百萬計，並以每年10萬人的數量遞增。印度每年外流的高科技人才達六萬余名﹔中國在1978-2007年期間的出國留學人員超過105萬人﹔土耳其平均每年外流370余名專家﹔菲律賓培養的專門人才有12.3%移居國外。
美國一直是全球人才爭奪戰中的最大贏家，幾乎吸引了全球半數以上的人才移民，全世界近60%以上的頂尖科學家都在美國工作。但是“9·11”事件之后，美國的移民政策開始收緊，加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美國經濟遭受重創，失業率打破歷史記錄，導致“人才逆流”現象的產生。
哈佛大學、杜克大學和紐約大學最近公布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美國正面臨歷史上第一次人才逆流，目前美國大約1/5的外國人才已在考慮放棄“美國夢”，很多在美國深造的外國優秀人才考慮回國發展，來自中國和印度的技術移民正大量離開。
與此同時，隨著印度、中國和新加坡等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國內環境的改善，越來越多的海外人才選擇回國，開始出現“人才回流”的現象。
20世紀中期，新加坡一直是亞洲出國留學比例較高的國家，人才流失率曾經高達90%，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其人才回流率逐年上升，現已超過60%，成為了亞洲人才回流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美國一項對中印兩國歸國創業青年的調查表明，超過33%的受調查者雖已獲得美國綠卡，但也義無反顧地返回了祖國工作和生活。其中84%的中國受訪者和64%的印度受訪者表示，盡管在祖國的絕對收入不如美國，但回國后可獲得更高的生活質量。
據統計，2008年，我國“海歸”人數已超過五萬，比2004年增加了一倍﹔截至2009年底，我國留學歸國人數已達49萬人，“人才回流”趨勢十分明顯。
吸引高端人才 各國均有經驗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人才已成為決定一國參與國際競爭成敗的關鍵因素，因而世界各國都把人才視為最稀缺的戰略資源，並千方百計在全球范圍內網羅和爭奪優秀人才。據杜德斌介紹，不同國家吸引高端人才的做法千差萬別，但其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參考和借鑒。
總體來看，世界各國吸引高端人才的做法及經驗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逐步放寬人才移民政策
入籍和發放綠卡是世界各國吸引高端人才的主要手段。面對國際激烈的人才競爭，許多國家紛紛放寬移民政策，特別是放寬對高科技人才的移民限制。美國從2001年開始逐步撤銷了有關外國技術人員在美國辦理簽証的絕大部分限制政策，為吸引全球高端人才奠定了基礎。澳大利亞先后設立了企業家移民計劃、高級專業人才移民計劃、投資移民計劃和商業杰出人才移民計劃等，引進國家急需的高層次人才。一向對移民政策限制嚴格的歐洲也開始紛紛改革，2000年8月，德國正式實施“綠卡工程”﹔2007年8月，法國實施《優秀人才居留証》﹔2008年10月，英國正式實施“記點積分制”移民制度﹔2008年11月，歐洲議會通過了“藍卡計劃”，打算在未來20年內引進至少200萬技術人才。
(二)招收並挽留外國留學生
留學生比直接引進的外籍人才不僅更加熟悉國情，還可節省義務教育階段的培養成本。因此，許多國家開始把招收留學生當作補充人才資源的重要途徑，極力挽留本國需要的人才，並在簽証和移民等諸多方面提供便利。2007年，韓國出台“留學韓國計劃”，將吸引外國學生的能力作為考核韓國駐外使節的一項重要指標。新加坡規定，政府公立學院錄取的國際學生隻需簽訂畢業后留新工作數年的服務協議就可享受政府助學金。英國政府規定，全球50所頂尖M BA學院的畢業生可直接申請英國高技術人才移民計劃。
(三)承認人才的雙重國籍
承認雙重國籍對引進海外人才具有很大吸引力，許多國家開始實施雙重國籍的人才戰略，以吸引全球高端人才。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巴西(1995年)、墨西哥(1998年)、澳大利亞(2001年)、菲律賓(2003年)、印度(2003年)、韓國(2008年)和越南(2009年)等國家相繼承認雙重國籍，並在吸引優秀人才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美國雖未明確公開承認雙重國籍，但公民取得其它國家的國籍或宣誓在其它國家政府任職后，並不會喪失美國國籍，實際上相當於默認了雙重國籍。
(四)設立國家獵頭挖取人才
國家獵頭在招攬全球高端人才方面具有獨特優勢。根據國際“高級人才顧問協會”的統計，全球70%的高級人才流動都是由獵頭公司協助完成的。目前，雖然國家獵頭有時以基金會和研究機構等形式出現，但政府設立人才獵頭機構已經成為一種普遍趨勢。新加坡政府在海外設立了八個“聯系新加坡”聯絡處，專門負責新加坡在海外招攬高端人才。新西蘭也成立了特別工作小組，專門在歐洲、美國和印度以及中國搜羅高層次人才並發出考察邀請，一旦這些人同意移民，其移民部門就會迅速辦妥工作和定居手續。馬來西亞設立政府工作組，專門對居留在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最重要的600名專家展開攻勢，四年間最終使其中的240人回國服務。
(五)通過跨國投資和國際合作網羅人才
通過跨國企業並購、在海外設立研發機構以及舉辦各類國際科技合作與學術交流等途徑網絡人才，已成為各國吸引高端人才的重要手段之一。如韓國政府把本國企業在海外設立的研發機構看作是韓國吸聚人才的中心，三星電子公司就雇佣了200名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的韓裔科學家。日本為了吸引外國科技人員和專家，專門出台了《研究交流促進法》、《外國科技人員招聘制度》和《特別研究員制度》，通過科技合作、開放重要職位、實施高額獎勵等方式吸引國外的高層次人才到日本從事科研工作。
(六)建立海外人才聯絡機構延攬人才
鼓勵並資助成立基金會、促進會、民間社團以及各種協會等聯絡機構，延攬海外高層次人才，促進海外人才回歸或在海外為國服務，也是許多國家吸引高端人才的做法。韓國教育部在美國、歐洲、日本、加拿大、中國和俄羅斯成立了韓國科學家和工程師專業協會，吸引海外韓裔科技人才歸國服務。巴西利用“巴西科學家協會”等社團聯系海外高層次人才歸國發展。德國在美國成立了“德國學者協會”，為優秀人才回國牽線搭橋。
構筑人才引進通道 我國亟須全面發力
當前，我國正在謀劃“十二五”科技發展，“十二五”時期是我國實施自主創新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關鍵時期，是攻堅克難、承上啟下的重要時期，吸引全球高端人才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顯得尤為重要。
杜德斌建議，我國可借鑒世界各國吸引高端人才的經驗，建立健全全球人才引進長效機制，著力推進體制機制創新，打破體制內、外人才流動的障礙，營造良好的人才環境，建立與國際接軌的人才機制。逐步完善引進人才的使用、評估和管理機制，構建海外人才鑒定評價系統，根據人才的不同層次，給予不同的簽証和居留期限，最高層次的人才應享受最長的居留期限和多次出入境的無障礙通行便利等。促進人才工作由過去“短期引進”轉向“長期使用”和“永遠扎根”的制度建設上來，推動我國人才制度的國際化，逐步實現人才構成和人才流動的全球化。對人才的吸引不能僅僅局限於海外華人，而要覆蓋全球范圍內各種膚色的高端人才，不僅要積極引進發達國家的優秀人才，也要大力引進發展中國家的優秀人才。
他認為，當務之急，是構筑我國多層次、全方位的全球人才引進通道，建立政府引導、企事業單位自主的人才引進機制，努力拓展人才引進的渠道，創新人才引進方式，多層次、多形式、多渠道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例如，可以考慮設立國家移民局，專門負責協調、聯系和服務海外華裔、留學人才回國和外國人才來華的具體事務。適度開放科技移民，對於有移民傾向的技術人才，在技術簽証、開通綠卡和入籍制度等方面給予政策優惠，在條件成熟時，可承認其雙重國籍。成立專門的國家獵頭機構，在全球搜索、關注和挖取高端人才。建立一個集信息儲存、溝通聯絡和信息發布為一體的海外人才數據庫，通過社團、年會、聯誼會、國際會議等途徑，及時跟蹤和了解這些高層次人才的動向、回國意願及面臨困難，為將來引進海外人才奠定基礎。
此外，我國還應加快形成與國際慣例接軌的人才制度，創造吸引高端人才和留住高端人才的創新環境，實施更加開放、靈活和柔性的人才政策，真正做到使海外高層次人才“進得來、留得住、干得好、出得去”。從國家發展戰略出發，積極出台相關政策措施，分層次、有計劃地引進一批能夠突破關鍵技術、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帶動新興學科的海外科學家和創新創業領軍人才。在出入境、長期居留、戶口、稅收、住房、子女就學、配偶就業、保險、承擔重大科技項目、參與國家標准制定、參加院士評選和政府獎勵等方面給予引進人才更大的優惠政策。建立全球高層次人才特聘專家制度，吸引有才干的外國專家、學者以多種形式積極參與國內經濟建設和科技創新。同時要充分運用政策和市場手段，促進人才在全球范圍內的合理流動。
杜德斌還建議，我國各級政府加強與用人單位之間的溝通和協調，提升服務創新人才的能力和水平，積極了解創新人才的各方面需求，從重視物質投入向改善軟件管理水平轉變。完善國家風險基金和擔保機構，促進人才與政策、產業、項目和資金有機融合，充分發揮海外高端人才在高新技術領域和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優勢和作用，帶動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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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發力促進人才回流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出現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和收入不平衡等問題，導致大量人才外流。痛定思痛，俄羅斯著手為吸引、留住人才創造良好環境，希望促使人才回流，並吸引外籍人才。
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庫濟科指出，蘇聯解體至今，俄羅斯對基礎科研的投入減少了80%，隻相當於日本的17%和美國的6%。這導致的后果之一就是俄高科技發展倒退了10年至15年，在某些領域，如生物技術方面甚至倒退了20年，與此同時，俄在世界高科技市場上的份額僅為0.2%至0.3%。
俄科學院工會主席維克托·卡利努什金指出，蘇聯解體以來，隨著國家對科研投入的減少及科研人員工資的降低，已有50萬到80萬名科學家離開俄羅斯到國外尋求發展，流失人才以30歲至50歲的中堅力量為主，他們絕大多數去了美國、加拿大、以色列和德國等國，專業涉及航天、物理學、精細化工、計算機、微生物學、遺傳學等。
據悉，在國外的俄羅斯科學家平均月薪可達3000美元至7000美元，而國內科學家每月隻有三萬盧布(一美元約合30盧布)。據估計，俄羅斯每年因人才外流造成的損失高達30億美元。調查顯示，大部分人才外流的原因是國內工資太低，此外還包括為更好發揮創造性等。
人才流失導致俄羅斯科研實力及創新能力下降，這引起科學界和官方的重視。2009年，已在國外取得成就的一些俄羅斯科學家及俄科學院400多名學者分別給俄總統和總理發去公開信，呼吁關注俄羅斯人才外流現象，加大科研投資力度。
為遏制人才外流，俄羅斯制定了名為“教育”的國家優先發展項目，明確提出為青年人才的發展創造條件，開發其創新能力。該項目規定，每年在俄羅斯各地區選拔出科技創新、體育、藝術、教學等領域的杰出青年人才，按其表現發放一定數額的獎金。
2010年3月，俄總統梅德韋杰夫宣布，將在莫斯科郊區小城斯科爾科沃建立一個現代化的高技術研發和商業化中心。他強調，必須吸引先進的科研人員參與中心的研發工作，這首先是指俄國內的專業人員，同時也必須考慮邀請國外專家前來交流經驗及合作。
俄國家杜馬(議會下院)議員科佩洛夫強調，高科技產品的研發離不開技術人才，俄政府必須為新一代人才的培養創造條件，同時採取措施召回海外人才，“要為他們提供體面的工資、良好的社會保障和優良的工作條件”。他介紹說，俄政府2010年僅用於科研、教育及高科技領域的投資預算就超過一萬億美元。
俄羅斯還計劃放寬移民政策以吸引外國專業人才。俄經濟發展部已制定改善投資環境文件，將放寬移民政策排在第一位，並建議對高水平的外國人才完全取消發放工作許可和赴俄邀請配額等限制。
韓國：政府推動吸引人才回流
韓國曾是典型的人才外流國，上世紀80年代后，此種狀況有了明顯改觀，人才回流開始出現。之后，人才回流的規模與速度大幅增長。政策、經濟、科技、教育等多因素為韓國人才回流提供土壤。
政府介入建立戰略性技術開發研究所對於創造人才回流需求至關重要。韓國政府對回歸人員的補償包括搬家費、免費住房、海外旅行、孩子的教育補貼、當地交通補助等多方面。此外，為回歸人員提供多種海外培訓項目。應該說，物質補償並不是回歸人員做出回國決策的首要因素，在更深層次上，它是一種理念灌輸———政府對專業技術和科學知識是一種新的力量源泉的認同。這使回歸人員迅速成為韓國社會政治結構中一種新的政治力量。
經濟因素是導致韓國人才回流的重要因素。從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人才回歸關系來看，當人均G N P在1500美元以下時，人才回歸率隻在6%左右。而人均G N P在1500-2000美元時，人才回歸開始增長。人均G N P在4000美元以上時，人才回歸大幅度增長。人均G N P在6000美元以上時，回歸人才達5000名以上。
人才回歸的目標就是利用海外韓國高層次人才作為國際技術轉移的載體，提高本地科學技術水平，政府為他們回國工作提供中介服務。1960年代，韓國處於技術引進階段，人才回歸政策的重點是改變韓國落后的科學技術。1980年后，韓國處於技術創新階段，人才回歸的重點是先進的高技術早轉移快消化，以改變國內較弱的技術研發能力，加速科學技術發展。目前，韓國有三種人才回歸方式：長期回歸、短期回歸、國外學者邀請(引進)項目。
韓國教育部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就在美國和歐洲組織了韓國科學家和工程師專業協會，八十年代又在日本和加拿大成立了類似的協會，八十年代末把這些協會延伸到了中國和俄羅斯。韓國政府不僅對這些組織的成立給予資助，同時以多種方式繼續給這些組織支持。1990年代韓國政府又建立了海外人員數據庫，這些個人小資料對韓國大學和研究機構(公立和私立)開放，當需要時，使他們的專長發揮最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