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浪苍穹》中，作家郝景芳曾为火星世界构划了这样的未来场景：“火星的媒介不是经济，却是所有人生活的方式。它是一个静态的电子空间，与工作室相合，像巨大的溶洞，让每个人将创作放置进来，再随意捡拾采撷他人创作。他给作者版权的记载，分清归属，但不给金钱回报。给与拿都是义务，金钱由另外一种方式统一配给。” 创意与创造的成果全社会共享，生活资费统一配给，发展经费通过流程化的项目申请与评估实行竞争性分配。每个成年人都要注册唯一的个人工作室，然后创作并分享作品、争取更高的引用率、按部就班地过完一生。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与《零成本社会》里，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杰里米·里夫金绘制了一个由物联网、合作共赢以及零边际成本共同打造的新一轮经济革命的蓝图。他对未来的地球世界进行了这样的预测：“生产型消费者”群体不断壮大，协同共享经济将颠覆传统全球巨头的垄断式运行模式；“能源互联网”将替代现有的能源体系和结构，并以“能源民主化”重塑人际关系与经济社会网络；随着机器革命与智能时代的来临，今天的诸多工作岗位都将消失。
一个是规则严明、制度精巧的呼吸共同体，一个如散乱芜杂、小径交叉的门庭花园，一声春雷下，共享经济的高调崛起让想象中的火星移民与现实中的地球公民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真实地发生了命运的碰撞。通过协同与共享以近乎免费的方式分享绿色能源及一系列商品和服务，这似乎正成为最具生态效益、且最经济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无论你愿意与否，当经济学所长期关注的“交换价值”不断为互联网经济下的“共享价值”所取代，人类便进入了新的发展纪元。
一、 “共享经济”是老树发新芽？
本文中，“共享”与“分享”指涉同一意涵，强调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相对分离以及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相对匹配。“共享”并不是什么崭新的概念，因资源的高度匮乏，早在远古的游牧时期人类就已建立了氏族内的共享与分配机制。可以说，自人类社会伊始，“共享”所能起到的高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已获得普遍认可。广义来讲，从古老的图书馆到今天的“图书漂流计划”、从人类历史上租赁出去的第一间房屋到Airbnb，每一件今天看来格外的新鲜事物简直都能在古代找到它祖先的身影。
“共享”的命题中，边界是个永恒的难题，个人与集体、私利与公益的划分似乎始终不清不白。利维坦的世界里，倘若没有道德与法律的约束，人天性似乎就是要竭泽而渔、从不利人、专门利己的。但在五十年前，当英国生态学与哲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James Hardin）悲观地提出“公地悲剧”（tragedy of commons）的理论时，他一定未能料想到五十年后的人们将如何坐在创业咖啡馆里、抱着电脑去试图打破公与私的边界，热烈而充满激情地将“共享”作为一种事业去实现。
“共享”的背后是人性与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就对“人性本善”（合作）与制度建设（自治）的判断而言，冲破对公与私的僵化分类、提出“公共池塘资源理论”（common-pool resources）的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的确赢了，面对非排他的、竞争性公共资源的分配，她用制度的力量扩大理性人的福利，从而资源系统作为整体能够实现高效共享。
就非排他的竞争性公共资源而言，我们往往要通过制度的设计来解决分配及合作的问题、从而实现资源系统的共享，但资源单位的共享并未实现。不同往昔，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资源大量闲置的并行局面。于是，二十一世纪所谓的“共享经济”指的则是在产能过剩（即资源十分丰富）的情况下，特别指在互联网科技的时代背景中，对线下闲散物品或服务进行整合从而以较低的价格提供产品或服务。
据中银国际报告统计，2014年全球共享经济的市场规模达到150亿美金。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3350亿美金，年复合增长率达到36%。作为今天最活跃的创新业态之一，“共享经济”正不断驱动着生产组织、服务供给、资产权属、就业模式、劳工关系、消费模式甚至人际关系的巨大变革。
伴随从“拥有”到“使用”的消费观的转变，生产资料的极大丰富甚至供给过剩、以及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决定了我们此刻正讨论的“共享”拥有着崭新的基因——正如共享经济鼻祖、Zipcar创始人罗宾·蔡斯（Robin Chase）总结的：“共享经济=产能过剩+智能平台+人人参与”。科斯的经典“交易成本”理论正受到一定挑战，不拥有一间房也能开出一家全球酒店集团，这在互联网时代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图表2. 从传统经济到共享经济
二、 “共享经济”如何在中国遍地开花
或许因为作为后发国家没有路径依赖的束缚，中国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度与二次创造的速度令人咋舌，“共享经济”一朝发芽，迅速百花齐放、“春色”满园。
今年2月，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发布了《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据测算，2016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4520亿元，同比增长103%；融资规模约1710亿元，同比增长130%。2016年我国参与共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6亿人，比上年增加1亿人左右；提供服务者人数约为6000万人，比上年增加1000万人；共享经济平台的就业人数约585万人，比上年增加85万人。
未来几年，共享经济仍将保持年均40%左右的高速增长。到2020年，共享经济交易规模占GDP比重将达到10%以上，提供服务者人数有望超过1亿人，其中全职参与人员约2000万人；到2025年，共享经济在GDP的占比将攀升到20%左右。同时报告认为，未来十年，我国共享经济领域有望出现5-10家巨无霸平台型企业。
再看共享的内容，包括有形物品与无形知识及服务在内，目前市场上的共享经济涵盖交通出行、办公家庭、空间共享、时间共享、技能共享、信息资讯、知识/经验分享等方方面面。
从上图可见，当前我国“共享经济”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共享”与“租赁”的边界不清晰，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其所利用的是已经存在的“闲置资源”、还是重新生产的资源，前者解决的是资源利用率的问题，后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需矛盾的同时真实地存在着加剧产能过剩、导致进一步资源浪费的危险。事实上，近年大热的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等本质上都是“租赁”，但因为其解决最后一公里与最后一格电的特质而能获得极高的市场接受度；另外像共享住宿、共享办公、共享打车这样的存在则随着市场的培育而从“共享”走向“共享”与“租赁”并存。在商业世界，“商品的精髓在于欲望，当欲望满足就制造欲望。”
唱衰也好，唱盛也罢，纠缠于中国今天大热的“共享经济”究竟是“共享”还是“租赁”并无意义，这一经济模式的核心首先在于供需矛盾的创新解决，在于商业模式的成立与市场的占领。公共部门不能解决的，就让市场来做尝试；事实证明，中国私有部门的创新潜力是巨大，并且的确能够与公共部门形成良好补充与互动。
三、 “共享经济”：显著的政策红利与监管层面的忧虑
鼓励共享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将带来显著的政策红利。2016年3月，“共享经济”的概念首次被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要知道，“共享”这一关键词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仅被提到6次，而到了2016年的十三五则有40次被提及、并被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7年7月伊始，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这是我国关于如何指导共享经济发展的首份高规格政府文件。《意见》首先肯定了“共享经济”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新业态，对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与经济发展质量、激发创新创业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巨大驱动力；但更加强调了“共享”乱象、制度不适与规则缺位下加强政府监管的迫切性，在“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下，事无巨细地从“指导”的目标、主体、技术工具、释法修法、行业规范、税收征管、统计评价、央地分工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说明。
倘若如里夫金所言，协同共享经济将带来一场经济革命，那么发展“共享经济”就远远不仅是解决供需矛盾那么简单。系列政策出台的背后，既是政府对当前“共享经济”发展现状的肯定，更隐含着监管层面的忧虑。“包容审慎”实在是个过于宽泛的原则，如何把握好“包容”与“审慎”的度尚不得而知。
四、 共享的未来
在未来世界的预言者那里，无论物质资料充分与否、无论知识财富共享与否，人类永远难以获得正确的自我认知、并与他人充分理解与交流；所以人类需要塔，塔是共同的精神语言。“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症结，在我生活的时代，最大的症结是不可分享的事物阻止了可分享事物的分享，是需要争夺的物质束缚了精神的交往和自由，是各种镜子里照出的图像支离破碎，还不能彼此对照与拼搭。人们长久地忘却了世界，只记得镜像，却忘了被映照的物体。人们自负而躁动，各自抱持着碎片，相互隔绝。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塔。”
流浪苍穹的火星世界或许的确是一群人梦中的乌托邦，我们仿佛在生活资料与知识创作的充分供给与共享中看到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影子。然而，在那个资源充分供给的世界，当人类终于摆脱了资本的异化，高度有条不紊、过分稳定的线性人生路线却使得人类又走向了精神的异化，那个看似完美共享的世界却也逼迫着另一群人走出星球、走向流浪。
数据资料参考：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
中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
新华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新华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中银国际证券：《共享经济：下一个万亿级市场，缘起+动力+未来》
基金会主席杰里米?里夫金：《零成本社会》
罗宾?蔡斯：《众创：共享经济时代的到来》
郝景芳：《流浪苍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