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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醒时分:亚洲“人才回流”的中国机会

张建松

2016年09月05日09:02  来源:经济参考报

  一名留学德国的创业项目负责人(右)在洽谈会现场向国内一家企业代表推介带来的芯片开发技术项目。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历史经验表明,世界强国在崛起过程中,不仅高度重视本国的人才培养,也十分注重网罗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人才。当前,全球人才流动出现了一些新特征,曾经是人才主要输出地的亚洲地区已出现“人才回流”,而人才主要接受地的美国则出现历史上第一次“人才逆流”。专家建议,我国可借鉴世界各国吸引人才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完善我国人才引进政策,积极吸引全球高端人才。

  美国首现“人才逆流”亚洲出现“人才回流”

  据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科技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院杜德斌教授介绍,进入21世纪以来,人才跨国流动呈现加速化、专业化、知识化发展态势,世界范围内的“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

  总体上看,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是人才的主要接受国,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则成为人才的输出大国。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发展中国家在国外工作的专业人才数以百万计,并以每年10万人的数量递增。印度每年外流的高科技人才达六万余名;中国在1978-2007年期间的出国留学人员超过105万人;土耳其平均每年外流370余名专家;菲律宾培养的专门人才有12.3%移居国外。

  美国一直是全球人才争夺战中的最大赢家,几乎吸引了全球半数以上的人才移民,全世界近60%以上的顶尖科学家都在美国工作。但是“9·11”事件之后,美国的移民政策开始收紧,加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遭受重创,失业率打破历史记录,导致“人才逆流”现象的产生。

  哈佛大学、杜克大学和纽约大学最近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美国正面临历史上第一次人才逆流,目前美国大约1/5的外国人才已在考虑放弃“美国梦”,很多在美国深造的外国优秀人才考虑回国发展,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技术移民正大量离开。

  与此同时,随着印度、中国和新加坡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内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海外人才选择回国,开始出现“人才回流”的现象。

  20世纪中期,新加坡一直是亚洲出国留学比例较高的国家,人才流失率曾经高达90%,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其人才回流率逐年上升,现已超过60%,成为了亚洲人才回流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美国一项对中印两国归国创业青年的调查表明,超过33%的受调查者虽已获得美国绿卡,但也义无反顾地返回了祖国工作和生活。其中84%的中国受访者和64%的印度受访者表示,尽管在祖国的绝对收入不如美国,但回国后可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

  据统计,2008年,我国“海归”人数已超过五万,比2004年增加了一倍;截至2009年底,我国留学归国人数已达49万人,“人才回流”趋势十分明显。

  吸引高端人才 各国均有经验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才已成为决定一国参与国际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因而世界各国都把人才视为最稀缺的战略资源,并千方百计在全球范围内网罗和争夺优秀人才。据杜德斌介绍,不同国家吸引高端人才的做法千差万别,但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总体来看,世界各国吸引高端人才的做法及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逐步放宽人才移民政策

  入籍和发放绿卡是世界各国吸引高端人才的主要手段。面对国际激烈的人才竞争,许多国家纷纷放宽移民政策,特别是放宽对高科技人才的移民限制。美国从2001年开始逐步撤销了有关外国技术人员在美国办理签证的绝大部分限制政策,为吸引全球高端人才奠定了基础。澳大利亚先后设立了企业家移民计划、高级专业人才移民计划、投资移民计划和商业杰出人才移民计划等,引进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一向对移民政策限制严格的欧洲也开始纷纷改革,2000年8月,德国正式实施“绿卡工程”;2007年8月,法国实施《优秀人才居留证》;2008年10月,英国正式实施“记点积分制”移民制度;2008年11月,欧洲议会通过了“蓝卡计划”,打算在未来20年内引进至少200万技术人才。

  (二)招收并挽留外国留学生

  留学生比直接引进的外籍人才不仅更加熟悉国情,还可节省义务教育阶段的培养成本。因此,许多国家开始把招收留学生当作补充人才资源的重要途径,极力挽留本国需要的人才,并在签证和移民等诸多方面提供便利。2007年,韩国出台“留学韩国计划”,将吸引外国学生的能力作为考核韩国驻外使节的一项重要指标。新加坡规定,政府公立学院录取的国际学生只需签订毕业后留新工作数年的服务协议就可享受政府助学金。英国政府规定,全球50所顶尖M BA学院的毕业生可直接申请英国高技术人才移民计划。

  (三)承认人才的双重国籍

  承认双重国籍对引进海外人才具有很大吸引力,许多国家开始实施双重国籍的人才战略,以吸引全球高端人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巴西(1995年)、墨西哥(1998年)、澳大利亚(2001年)、菲律宾(2003年)、印度(2003年)、韩国(2008年)和越南(2009年)等国家相继承认双重国籍,并在吸引优秀人才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美国虽未明确公开承认双重国籍,但公民取得其它国家的国籍或宣誓在其它国家政府任职后,并不会丧失美国国籍,实际上相当于默认了双重国籍。

  (四)设立国家猎头挖取人才

  国家猎头在招揽全球高端人才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根据国际“高级人才顾问协会”的统计,全球70%的高级人才流动都是由猎头公司协助完成的。目前,虽然国家猎头有时以基金会和研究机构等形式出现,但政府设立人才猎头机构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趋势。新加坡政府在海外设立了八个“联系新加坡”联络处,专门负责新加坡在海外招揽高端人才。新西兰也成立了特别工作小组,专门在欧洲、美国和印度以及中国搜罗高层次人才并发出考察邀请,一旦这些人同意移民,其移民部门就会迅速办妥工作和定居手续。马来西亚设立政府工作组,专门对居留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最重要的600名专家展开攻势,四年间最终使其中的240人回国服务。

  (五)通过跨国投资和国际合作网罗人才

  通过跨国企业并购、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以及举办各类国际科技合作与学术交流等途径网络人才,已成为各国吸引高端人才的重要手段之一。如韩国政府把本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的研发机构看作是韩国吸聚人才的中心,三星电子公司就雇佣了200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韩裔科学家。日本为了吸引外国科技人员和专家,专门出台了《研究交流促进法》、《外国科技人员招聘制度》和《特别研究员制度》,通过科技合作、开放重要职位、实施高额奖励等方式吸引国外的高层次人才到日本从事科研工作。

  (六)建立海外人才联络机构延揽人才

  鼓励并资助成立基金会、促进会、民间社团以及各种协会等联络机构,延揽海外高层次人才,促进海外人才回归或在海外为国服务,也是许多国家吸引高端人才的做法。韩国教育部在美国、欧洲、日本、加拿大、中国和俄罗斯成立了韩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专业协会,吸引海外韩裔科技人才归国服务。巴西利用“巴西科学家协会”等社团联系海外高层次人才归国发展。德国在美国成立了“德国学者协会”,为优秀人才回国牵线搭桥。

  构筑人才引进通道 我国亟须全面发力

  当前,我国正在谋划“十二五”科技发展,“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时期,是攻坚克难、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吸引全球高端人才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显得尤为重要。

  杜德斌建议,我国可借鉴世界各国吸引高端人才的经验,建立健全全球人才引进长效机制,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打破体制内、外人才流动的障碍,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人才机制。逐步完善引进人才的使用、评估和管理机制,构建海外人才鉴定评价系统,根据人才的不同层次,给予不同的签证和居留期限,最高层次的人才应享受最长的居留期限和多次出入境的无障碍通行便利等。促进人才工作由过去“短期引进”转向“长期使用”和“永远扎根”的制度建设上来,推动我国人才制度的国际化,逐步实现人才构成和人才流动的全球化。对人才的吸引不能仅仅局限于海外华人,而要覆盖全球范围内各种肤色的高端人才,不仅要积极引进发达国家的优秀人才,也要大力引进发展中国家的优秀人才。

  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构筑我国多层次、全方位的全球人才引进通道,建立政府引导、企事业单位自主的人才引进机制,努力拓展人才引进的渠道,创新人才引进方式,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例如,可以考虑设立国家移民局,专门负责协调、联系和服务海外华裔、留学人才回国和外国人才来华的具体事务。适度开放科技移民,对于有移民倾向的技术人才,在技术签证、开通绿卡和入籍制度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在条件成熟时,可承认其双重国籍。成立专门的国家猎头机构,在全球搜索、关注和挖取高端人才。建立一个集信息储存、沟通联络和信息发布为一体的海外人才数据库,通过社团、年会、联谊会、国际会议等途径,及时跟踪和了解这些高层次人才的动向、回国意愿及面临困难,为将来引进海外人才奠定基础。

  此外,我国还应加快形成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人才制度,创造吸引高端人才和留住高端人才的创新环境,实施更加开放、灵活和柔性的人才政策,真正做到使海外高层次人才“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出得去”。从国家发展战略出发,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分层次、有计划地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海外科学家和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在出入境、长期居留、户口、税收、住房、子女就学、配偶就业、保险、承担重大科技项目、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参加院士评选和政府奖励等方面给予引进人才更大的优惠政策。建立全球高层次人才特聘专家制度,吸引有才干的外国专家、学者以多种形式积极参与国内经济建设和科技创新。同时要充分运用政策和市场手段,促进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流动。

  杜德斌还建议,我国各级政府加强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提升服务创新人才的能力和水平,积极了解创新人才的各方面需求,从重视物质投入向改善软件管理水平转变。完善国家风险基金和担保机构,促进人才与政策、产业、项目和资金有机融合,充分发挥海外高端人才在高新技术领域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优势和作用,带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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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发力促进人才回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收入不平衡等问题,导致大量人才外流。痛定思痛,俄罗斯着手为吸引、留住人才创造良好环境,希望促使人才回流,并吸引外籍人才。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库济科指出,苏联解体至今,俄罗斯对基础科研的投入减少了80%,只相当于日本的17%和美国的6%。这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俄高科技发展倒退了10年至15年,在某些领域,如生物技术方面甚至倒退了20年,与此同时,俄在世界高科技市场上的份额仅为0.2%至0.3%。

  俄科学院工会主席维克托·卡利努什金指出,苏联解体以来,随着国家对科研投入的减少及科研人员工资的降低,已有50万到80万名科学家离开俄罗斯到国外寻求发展,流失人才以30岁至50岁的中坚力量为主,他们绝大多数去了美国、加拿大、以色列和德国等国,专业涉及航天、物理学、精细化工、计算机、微生物学、遗传学等。

  据悉,在国外的俄罗斯科学家平均月薪可达3000美元至7000美元,而国内科学家每月只有三万卢布(一美元约合30卢布)。据估计,俄罗斯每年因人才外流造成的损失高达30亿美元。调查显示,大部分人才外流的原因是国内工资太低,此外还包括为更好发挥创造性等。

  人才流失导致俄罗斯科研实力及创新能力下降,这引起科学界和官方的重视。2009年,已在国外取得成就的一些俄罗斯科学家及俄科学院400多名学者分别给俄总统和总理发去公开信,呼吁关注俄罗斯人才外流现象,加大科研投资力度。

  为遏制人才外流,俄罗斯制定了名为“教育”的国家优先发展项目,明确提出为青年人才的发展创造条件,开发其创新能力。该项目规定,每年在俄罗斯各地区选拔出科技创新、体育、艺术、教学等领域的杰出青年人才,按其表现发放一定数额的奖金。

  2010年3月,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将在莫斯科郊区小城斯科尔科沃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高技术研发和商业化中心。他强调,必须吸引先进的科研人员参与中心的研发工作,这首先是指俄国内的专业人员,同时也必须考虑邀请国外专家前来交流经验及合作。

  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科佩洛夫强调,高科技产品的研发离不开技术人才,俄政府必须为新一代人才的培养创造条件,同时采取措施召回海外人才,“要为他们提供体面的工资、良好的社会保障和优良的工作条件”。他介绍说,俄政府2010年仅用于科研、教育及高科技领域的投资预算就超过一万亿美元。

  俄罗斯还计划放宽移民政策以吸引外国专业人才。俄经济发展部已制定改善投资环境文件,将放宽移民政策排在第一位,并建议对高水平的外国人才完全取消发放工作许可和赴俄邀请配额等限制。

  韩国:政府推动吸引人才回流

  韩国曾是典型的人才外流国,上世纪80年代后,此种状况有了明显改观,人才回流开始出现。之后,人才回流的规模与速度大幅增长。政策、经济、科技、教育等多因素为韩国人才回流提供土壤。

  政府介入建立战略性技术开发研究所对于创造人才回流需求至关重要。韩国政府对回归人员的补偿包括搬家费、免费住房、海外旅行、孩子的教育补贴、当地交通补助等多方面。此外,为回归人员提供多种海外培训项目。应该说,物质补偿并不是回归人员做出回国决策的首要因素,在更深层次上,它是一种理念灌输———政府对专业技术和科学知识是一种新的力量源泉的认同。这使回归人员迅速成为韩国社会政治结构中一种新的政治力量。

  经济因素是导致韩国人才回流的重要因素。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人才回归关系来看,当人均G N P在1500美元以下时,人才回归率只在6%左右。而人均G N P在1500-2000美元时,人才回归开始增长。人均G N P在4000美元以上时,人才回归大幅度增长。人均G N P在6000美元以上时,回归人才达5000名以上。

  人才回归的目标就是利用海外韩国高层次人才作为国际技术转移的载体,提高本地科学技术水平,政府为他们回国工作提供中介服务。1960年代,韩国处于技术引进阶段,人才回归政策的重点是改变韩国落后的科学技术。1980年后,韩国处于技术创新阶段,人才回归的重点是先进的高技术早转移快消化,以改变国内较弱的技术研发能力,加速科学技术发展。目前,韩国有三种人才回归方式:长期回归、短期回归、国外学者邀请(引进)项目。

  韩国教育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在美国和欧洲组织了韩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专业协会,八十年代又在日本和加拿大成立了类似的协会,八十年代末把这些协会延伸到了中国和俄罗斯。韩国政府不仅对这些组织的成立给予资助,同时以多种方式继续给这些组织支持。1990年代韩国政府又建立了海外人员数据库,这些个人小资料对韩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公立和私立)开放,当需要时,使他们的专长发挥最大作用。

(责编:陈键、胡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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