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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是思想者的探索历程

——读诺顿·雷默和杰西·唐宁《投资:一部历史》

2017年04月28日10:34  来源:经济参考报

  纵观人类数千年发展史,呈现的往往是一个文明进步的进程,当人们更多地关注财富传奇故事时,经常在浮躁的喧嚷中忽略了故事背后的思想发展脉络。美国普特南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诺顿·雷默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和数学专业青年学者杰西·唐宁合著的《投资:一部历史》,追溯人类四千多年的投资历史,重点讲述过去200年至300年全球投资领域的巨大变化,探寻人类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提醒人们投资归根到底是思想者的活动和探索历程。

  直至16世纪,投资都是“权力精英”阶层的特权。虽然那时的投资还处于最初阶段,但人们仍能瞥见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罗马和亚洲古代文明的金融成熟度。在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寺院是经济活动中心,一切活动均围绕寺院维护与教化民众。古时候的中国极大地推动了对佛教寺院的贷款。另外,古代社会对高利率极度敏感,留下很多记录高利贷不道德的资料和禁止高利贷的法律法规。

  现代文明之前,人们已创造出复杂的组织结构以提高效率,如美第奇银行的分散管理模式。日本人则在堂岛大米交易所创建了商品和期货市场,用票据交易替代了笨重的实物交易。

  尽管投资和商业确实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引擎,但早前,大部分个人并不能直接从这些活动中受益。股份制公司的建立、工业革命和公共市场的出现,才催生出一批能取得盈余的中产阶级,并为他们提供了投资积累财富的途径。由此,投资从一种完全造福于“权力精英”阶层的行为演变为囊括并符合商人、企业主、实业家和生意人等中产阶级利益的活动。至此,投资和财富积累在历史上第一次走到“非权力精英”阶层的个体身边,并慢慢步入“投资民主化”时代。

  雷默和唐宁的观察颇为理性:投资向普罗大众的渗透并不代表每个人的投资渠道或收益分享是平等的。但从更长的历史维度看,“投资民主化”确是投资历史上的一大变革。

  普罗大众的投资地位升迁还带来另一项前所未有的发展,即退休及其养老金概念的出现。通过纵横对比研究,雷默和唐宁认为,退休的概念及相关融资手段的发展是反映数个世纪以来“投资民主化”进程最显著的表现。退休融资作为主要投资目标的理念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概念和工具持续发展演变至今。

  投资及对企业估值不仅是科学,大多时候更像是艺术。然而,投资学在20世纪迅速发展,专业投资者逐渐掌握了相关的投资工具。雷默和唐宁化繁为简,打了一个比喻:投资学的工具箱就如同“三个抽屉”:“第一个抽屉”是资产定价理论(核心估值理论);“第二个抽屉”是投资组合的风险(与估值相关的风险);“第三个抽屉”是对投资经理业绩的测算与评价(专业投资人士正确估值,发现获利机会)。

  虽然在学术层面尚有很多值得研究探讨的内容,但人们永远无法得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完美价值论。似乎人们更喜欢从更高的层次而非现实生活层面思考科学的价值,但对投资科学的发展进程回顾让人们发现,市场充满了不可避免的随机游走、偶发事件和反复无常。

  成功的投资者所采取的创造性举措,最终不仅依赖于投资项目本身的渠道和创造性,更依赖于投资管理。20世纪下半叶在全球投资管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独立投资经理群体的形成彻底变革了投资管理业,这一群体在企业家精神鞭策下以创造复杂而有创新性的投资产品为目的。

  在雷默和唐宁看来,虽然独立投资管理时代的开始以投资经理个人脱离大型金融机构为标志,今天的独立资产管理业却有个显而易见的赢家(至少在薪酬上),即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的“业界高手”。他们不仅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获益极大,还很可能在未来继续兴旺发达。照两位作者的推测,下一代金融革新将会成为关注的焦点。变化可能发生在利基市场,如算法交易、商品策略或实际资产。变化也可能包括一种整体的方式,如专注捐赠基金的公司或多策略公司。只有时间才能解答未来何种金融革新能够卓有成效。因此,“投资管理的未来发展需涉及投资理论的更广泛应用以及我们与投资专业人士之间关系的改变。未来,成功的投资经理将是那些专注于业绩和提供咨询的人士,而不仅仅是销售产品。成功的投资者将会是这么一批人,他们意识到几乎没有投资经理或任何投资策略能够带来持续的丰厚回报这个基本事实,并因此减少用于获取投资建议的支出或是寻求真正新颖独特的投资途径。投资活动将使多数人从中受益,而不再为少数人所独享。”

  探讨投资发展史,“欺诈、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的发展史”是绕不开的话题。尽管关于渎职行为的案例获得了过多关注,但实际上这在投资发展史上仅扮演了有限的角色。无疑,当代许多监管框架都是基于应对这些事件建立起来的,因而认识“欺诈、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的起源颇为重要。曾被视为那些特权富裕人士所独享的内幕交易,直到近年才被下令禁止。通过分析那些拥有足够权势的人干预市场走向,使其符合自身利益的案例,两位作者展示了政府、监管机构和公众如何逐渐认识并应对这些公平性问题的过程。

  至于当下的问题,两位作者认为:“现行法律法规体系本身的框架并没有缺陷,而是有效执行非常欠缺”,因而继续推动民主化进程,促使监管不断进步,才能给予投资者更多信心,使其可参与到更为民主和公平的市场交易中去。这或许也是在更长远的未来,投资者才不会因为诸如麦道夫、庞兹、斯坦福、博斯基、拉贾拉特南和泰列等人而受到利益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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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陈键、赖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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