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不应当只满足于获取企业股权或者技术与品牌资源，而应当将并购行为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结合起来。”
尽管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额猛增246%至2210亿美元，而且是前一年的3.5倍，并且超前四年中企海外并购交易金额的总和，但与此同时并购的流产率也大幅上升。据英国《金融时报》最新消息，去年中国有价值逾750亿美元的海外交易被取消，占比达到三分之一。
从事一项商业并购尤其是海外并购，既要对海外市场尤其是目标企业所在行业景气状况进行调研分析，更需要对标的企业的经营态势、财务状况以及市场前景予以细致的尽职调查，为此，并购方不仅在前期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成本，还要花费巨额的财务成本。及至并购进入接洽谈判程序，并购企业又要特地聘用会计师、谈判专家等技术人才，再加上来往人员的差旅费以及场地租赁等费用，一场并购案即便是能够顺利谈下来，企业所支出的成本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一旦并购因外力干扰而不得不叫停或者取消，并购方所承受的财务损失自然不菲。
观察发现，去年中国企业对美国和欧洲的直接投资达到创纪录的942亿美元，但这两地也成为中企并购流产的“重灾区”。原因就是欧美监管机构加大了对中资并购交易的审查力度，并采取了实际阻扰行动，导致很多交易落空。
作为出击海外市场的重要并购劲旅，去年国内民营企业的海外并购交易数量达到了之前的3倍，并且第一次在金额上超过国有企业的交易总额。与国企相比，民企没有政府背景的嫌疑，出于规避国企在海外并购中屡成欧美监管机构靶子的风险，中企并购可采取民企与国企抱团出海，甚至由民企打头阵，国企背后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的合作方式。这就要求国企与民企必须消除所有制观念的隔阂，正确处理并购后股权与公司治理权力分配的问题。政府也应当从审批程序、税收豁免等方面为民营企业“出海”进一步松绑减负。
本着降低并购过程的投融资风险的目的，中国企业应当尽可能少用单方面的投资形式，而转为以合资的投资形式为主，以构造出国内资本与境外资本相融合的战略联盟。一方面，要与国内外私募股权基金尤其是跨国公司进行合作完成对目标企业的收购，以利用合作者的资本优势和技术优势，最大程度地分散与消除成本约束风险和政策管制风险；另一方面，要与目标收购企业进行合作，尽可能避免全资收购股权的嫌疑，同对方形成利益共同体。为此，中国企业可以考虑设立离岸公司，然后寻求境外合作企业，再行实质性并购的基本程序和路径。
为了打消欧美国家监管层的顾虑，中资企业可以在意向并购书中明确标明在并购完成之后将采取“轻触模式”，即让被并购企业保持独立性，原公司高管团队掌控公司运营，拥有较多的自主权，并最大程度地不裁员。“轻触模式”是相对于企业输出管理团队，并强势接管目标公司的“重手模式”而言的，表明中国企业更加注重并购后的组织与文化整合，从而谋求并购价值的整体提升，实现双方共赢。
还要强调的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不应当只满足于获取企业股权或者技术与品牌资源，而应当将并购行为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结合起来。如企业并购过程之中或并购完成后，可以将一部分资源放在当地进行深加工，以帮助当地增加就业和财政收入；另外，企业还可以与当地企业联合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或者参与当地的慈善事业；同时，企业应当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和传统习俗，注重环境的保护，以强大支持并购成功的社会文化基因。
在国际市场上，不少企业都通过购买并购交易保证与赔偿保险的方式，来转移并购风险，中国企业理应学会运用这一护身工具。通过购买与并购项目相关的保险资产，相关保险公司会为交易者提供财务追索权利，设计交易结构，不仅藉此可以形成有效的价格谈判工具，而且能够有效弥补因并购停摆与流产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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