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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被产业政策表面效果所诱惑(国金观察)

黄小鹏

2016年09月19日08:21  来源:人民网-国际金融报

因为新能源汽车骗补事件,有关产业政策的争论再次成为焦点。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和林毅夫教授,分别是反对和支持产业政策的旗手。

我们不妨把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在二战前已经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另一类是二战后开始追赶发展的国家。第一类国家当初有没有搞产业政策呢?有,但总体看很少,其中,英国、美国更少,德国、俄罗斯等稍微多一些。从成效上看,这些少量政策在推动工业化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负面影响也非常明显,例如,美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铁路大开发中政府曾经介入较深,虽然推动了铁路产业较快发展,但造成了严重的投机和掠夺。第二类国家以日本、韩国最为典型,它们执行了繁杂的产业政策,而人们公认其产业政策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甚至关键的作用。

显然,支持和反对产业政策的双方都可以找到一些有利于自身的例证,但仔细分析可看到,日本、韩国产业政策上的成功有着独特的条件:一、两者产业政策发挥非常好作用的是重化工业化阶段;二、两国均具有威权政府的传统,民间的企业家精神充沛,国民也具勤劳节俭、牺牲忍耐,能承受不公平竞争的压力。

笔者认为,脱离这两个条件的普适性的产业政策理论很可能是不存在的。在重化工业化阶段,规模经济问题十分突出,需要大资本投入,同时由于先发国家的示范作用,产业在技术方向上是明确的,不存在风险,因此,在此阶段由政府制定产业政策,集中优势资源,引导和鼓励民间兴办产业往往效果很好,日本、韩国当初就是通过有力的产业政策快速推动了钢铁、化工、造船等行业的发展,获得了国际竞争力。但工业化完成,进入知识经济阶段后,产业创新扑朔迷离,企业内部文化争奇斗艳,竞争格局一日三变,因此,此阶段推行产业政策大多惨败。例如,有感于谷歌等美国互联网企业的崛起,日本政府曾大手笔资助互联网项目,但巨额资金全部打了水漂,而曾将产业政策运用得出神入化的韩国,也因出现各种严重负面问题,基本上放弃了产业政策。

林毅夫教授在世界银行期间曾推出“新结构经济学”,希望为那些落后的亚非拉国家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制定适当的产业政策,促进其经济起飞,但其努力并未见到什么效果。原因在于第二点,即不具备日、韩那样独特的社会文化结构,再好的政策设计也无法起作用。

总而言之,在知识经济时代,产业政策风险在上升,效果在快速递减。在当今中国环境下,通过产业政策来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失败的很多,尽管部分项目仍然看似有效果,例如,短期内形成外部规模效应,产生一定的产业带动效应,但千万不要被这种表面效果所诱惑,因为即便表面成功的项目负面作用特别是长期的负面作用也非常大,它扭曲了企业行为,抑制了民间健康的创新活动,长期恶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破坏了公平竞争。今天中国迷信产业政策的人还不少,一些人刻舟求剑,以为存在普适的产业政策理论,一些人缺乏总账意识和长期视角,只看到某些项目的收益而忽视总成本和社会总代价。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责编:胡晓、陈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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