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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交会组委会委托上海市测绘院编制的“上海市科创地图”。看似普通，细细一看，上面标注了全市的传统孵化器、众创空间、大学科技与研发平台，以及其他服务平台等四大类涵盖“产、学、研、融、创”近500家科创资源。 |
“十三五”开局年，上海开始2040规划，在上一轮四个中心的基础上，增加了科技创新中心这个重要维度。
这是一个充满期待、困难重重的大战略。《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数位学者和企业相关负责人，在他们的眼中，政府在科创政策细化、高校人才培养机制、创业成本、激励中小企业创新制度、企业与高校“强强联手”机制，科技成果转化路径等方面，上海还需要持续努力。
规划能否持续
无论是历时两年多编制的《上海市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还是正在公示的上海2040规划草案，都对上海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提出了高要求、高目标。
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创新经济研究室主任陈建勋认为，国家对科创中心建设，一直非常重视。两年前就已经进入政策酝酿，今年提出相应政策。
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指出，上海打造科创中心，有中央政府层面的推动，“打造科技创新中心，中央给予上海高度支持，比如一些关于操作系统研发和国防信息领域的产业，都布局在上海”。
“科创中心政策启动，非常具有改革意义。”陈建勋表示，打造科创中心，有利于重塑上海发展的动力，尤其是在上海土地空间匮乏、人口结构老龄化的情况下，科创力量就很关键，“不过，打造科创中心是一个生命周期，政策实施后，发现问题要再修订，这是一个长期过程”。
陈建勋指出，“近期，上海接受了三个国家战略，自贸区，科创中心，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这三个战略对于上海来说，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系统——自贸区代表上海制度改革方向，科技创新中心是经济发展新动力，一带一路是未来科创中心空间。”
从产业面看，上海打造全球科创中心也是恰逢其时。
“目前国内产业，在简单加工、材料工业方面遭遇发展瓶颈。钢铁产业发展低迷，化工行业也因为环保因素，在成本销售方面有很大的压力。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新的产业，能够成为经济的新增长点。这个时候，打造科技创新中心成为上海产业升级的契机和方式。”曾刚告诉记者，正因为从这点出发，上海政府如今在新兴产业、科技创新产业上、加大投入。希望开辟一条新道路，让上海的经济进入更高水平的发展，“目标是将上海城市经济发展模式从吸引外资注入，逐步向产业研发的方向发展”。
体制如何破局
打造科技创新中心，政府企业的角色定位非常关键。
“近几年，上海对科创企业项目界定政策更加明确了。”满街路援上海熙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丁紫阳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相比前两年，科创项目的专业性，以及界定标准方面，上海都有很大的进步，一些真材实料的科创企业，逐渐脱颖而出。
但是，在政策细化方面，惠充电创始人李智博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政府这两年在市场导入方面，政策并没有细分化。如今上海新规不断，但是对各个领域的具体政策，尤其是关于一些准入门槛的问题，反而给中小科创企业的发展带来了阻碍。
陈建勋表示，从政府角度来看，改革管理体制，对推进科技创新非常关键，政府职责是规范市场，而不是代替市场规划安排市场要做什么，“所以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产业发展不能靠规划，而是要规范”。
哪些与科创中心建设相关的制度需要推进改革呢？
陈建勋说，“比如科研资金的发放、配套的方法，对科研成果的评价体制，都需要政府在管理制度上破局。”
曾刚则告诉记者，在上海科技创新领域出现一种趋势，大型国有企业承担了部分科创领域重任，“这是个积极的现象，但是，研发领域一直面临高风险，而国企在承担风险方面，非常谨慎，甚至很脆弱”。
“美国的硅谷提倡‘宽容失败’，在国内，科创研发领域，对大型企业同样需要‘宽容失败’。”曾刚认为，一方面，国企应该思考如何从制度上进行改革，完善研发风险机制方面的政策。另一方面，大型企业研发人员的利益分配制度、激励制度也需要完善，“没有激励机制，怎么能让科研人员使出‘洪荒之力’呢？”
企业有何诉求
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企业的力量如何彰显？
陈建勋认为，目前科技创新企业有三种。第一种是跟着市场创新，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创新创业。第二种是跟着政府创新——政府扶持什么，他就做什么，这背后的利益驱动，就是政府的扶持资金；第三种，就是跟着资本创新，千方百计编概念，进行融资。实际上没有取得任何效益，也没有税收贡献，“第一种创新需要鼓励，第二种和第三种企业则需要政府去引导”。
最近一年，上海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长50%，外资研发中心突破400家，贺利氏便是其中之一。作为一家世界500强的跨国企业，贺利氏光伏去年在上海建立研发中心，今年升级为亚太高级技术研发中心。
“越是新兴市场，越是需要建立研发中心。”贺利氏光伏全球业务单元总裁李海德（Andreas Liebheit）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去年选择来上海，是为了适应整个市场的发展趋势，包括客户的需求变化，以及内部的业务发展需要。
李海德告诉记者，来到上海之后，明显感觉到，公司响应客户需求的速度大大加快，公司更新换代产品能力更快，产品市场份额上也有增加，“举个例子，过去两年，在全球导电银浆市场上的份额也从15%，翻倍到了30%。通过在中国研发实力的增强，我们可以随时应对市场和客户的变化”。
他指出，在太阳能领域，以上海为中心，包括周边的苏州、无锡在内，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太阳能集群社区，“目前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缓，但是行业前景非常好，在上海发展我们的光伏产业，我很有信心”。
对于上海的科创环境，李海德告诉记者，“研发中心在上海闵行区，当地的政府，包括一些其他的政府机构，给予了很多的支持，上海的研发科创环境相当不错，各方面都给予了支持。”
大企业看重政策环境和行业环境，小企业则更看重创业成本。
“对比深圳、无锡，我对上海科创环境感受最深的是，创业成本太高。”丁紫阳告诉记者，租房成本的巨大甚至对中小企业人才招聘方面产生了一定了影响。
“希望出台一些地方性的政策，针对科创企业项目内的政策，比如人才引进补助计划，帮助一些人才积分落户。”丁紫阳表示，前两年虽然上海也在进行科创中心打造，但是政策方面对接性并不是特别强，科创企业的选择是和资本对接。
惠充电创始人李智博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北上广深一直是全国科创环境比较好的城市，尤其是上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上海的创业成本非常高昂。希望政府在政策方面能对中小企业有进一步的优惠补助”。
“我们面临的情况是，担忧人才流动。”上海巽骑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EO纪晓虎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由于上海的居住出行成本过分高昂，导致很多科创企业在人才方面流失严重。
纪晓虎告诉记者，如今，张江园区给了很多科创公司良好的发展空间，加上海政策推动，未来的科技创新环境肯定会更加美好。“希望能够将上海的中小科创公司进行聚集，建立一个配置完善的科创园区，如同张江这样，建立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让科创企业们拥有更多更高的发展空间和平台”。
纪晓虎表示，关于科创企业方面，希望政府政策落到实处，比如可以多多建立人才公寓，解决一些刚来上海人才的住房问题，相对减低住行成本。
高校如何衔接
记者拜访一些中外科创企业，一些实验室以及科创企业很长时间无法招聘到合适的人选。李海德坦言，人才问题是贺利氏需要面临的一个挑战。
“最大的挑战就是人才储备问题，我们不能直接用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平均每两个星期，有20个面试，20个面试中，我们会挑选一个人，也就是基本上一个月会新雇佣两个研发人员。”李海德对记者坦言，招进来后，公司还需要在人工培训方面提供很大的投入，这些员工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能够从事研发工作的人员。
“中国员工的创造力与我们理想有一些差距，所谓的创造力就是一些新奇想法、疯狂的想法，有一些突破性创造新的平台，新的产品架构的这种能力。目前来看，中国还是比较欠缺的。”李海德告诉记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也把一些基础性的研发工作仍然保留在欧洲和美国，上海这里的研发团队，主要从事产品开发和改良，调整适应中国客户需要的方面。
一位高校教授对《国际金融报》记者提到，目前上海乃至全国的技术工人、技术工程师都非常稀缺，这已经形成一个产业化的问题。而这些产业化人才的缺失，会导致产业科技创新力量薄弱，最终导致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平衡，产业发展缓慢。
曾刚告诉记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国内大学机制，与社会和企业的需求有不小的距离，大学的组织架构（从管理层面上）更是与企业没有太大的关联，“很多国内高校在培养学生方面，课程考核方面，并没反映企业创新的需要。而高校专业分配方面，应该更多应用研究的专业，而非那么多理论研究专业。同时，高校不应该过分强调理论性，强调论文发表，这样对实践性人才的培养并不是有利的”。
陈建勋也认为，高校是人才最大的来源，但是国内高校现今的管理体制并不完善，“对比欧美国家的高校管理体制，就能看出区别。欧美国家上百个实验室都建立在高校内。而在学生求学的过程中，如果有好的创意，可以立刻转化为idea，转化项目，转化为学费。这样一来，在大学中，就培养出宝贵的人力资源，毕业后立刻进入社会。”
“科创不是高高在上的事情，它需要与市场相结合。在德国，实验室和研发部门都靠近企业生产车间。”曾刚建议，可以让科技创新中心进入到高校，高校中的资源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需要。这样，上海科创中心会逐步变成教育的高地、教育的园区。
陈建勋认为，目前要考虑的是，高校应该建立怎样的一个功能体制去支撑创业。比如以色列的学校，就会去教导学生如何申请专利。
“在中国，高校是一块庞大的人力资源，却很少有人去开发。”陈建勋表示，对于上海来说，人才选择目光要长远一点、宽泛一点。而在人才结构体系中，更多地注重创新创业中可以将技术转化为市场方面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