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全國兩會在京召開，區域經濟協同發展再度成為熱點。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快落實區域發展戰略，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作為我國經濟發展最活躍、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區域，長三角區域一體化，是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大棋局”中落下的重要一子。滬、蘇、浙、皖該如何迎接機遇與挑戰，做好一體化“大文章”，在區域協調發展的大格局中實現更大作為？
2018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宣布，支持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並上升為國家戰略。
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將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編制實施發展規劃綱要。
2019年12月，《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的發布，給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指明了方向。
過去一年多時間裡，長三角一體化可以說按下了“快進鍵”，35.8萬平方公裡的熱土迎來了國家政策的高度聚焦，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長三角城市群比較優勢明顯
“北有京津冀協同發展，南有粵港澳大灣區，加上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重大國家級發展布局帶來了發展新使命。”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原副院長何建華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在何建華看來，三大城市群各具特色和使命。“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核心，是三地作為一個整體，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解決北京‘大城市病’，調整優化城市布局和空間結構，構建現代化交通網絡系統，擴大環境容量生態空間。粵港澳大灣區的目標是比肩美國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日本東京灣區，是國家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和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空間載體。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則具有極大的區域帶動性和示范作用，將帶動整個長江經濟帶和華東地區發展，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區域集群。”何建華說，“其中，最有潛力的當屬長三角城市群。”
從世界范圍看，當今世界有公認的五大城市群，分別是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倫城市群、歐洲西北部城市群。在專家看來，與全球其它城市群相比，長三角同樣具備比較優勢。
“長三角主要有三方面優勢。”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綜合研究處處長周效門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一是體制優勢。此次新冠疫情已經說明，中國的體制是優越的。長三角城市群的體制優勢是世界其它城市群所沒有的。二是市場優勢。中國有14億人口，產業比較齊全，市場經濟比較發達，內需增長空間大。三是自然資源得天獨厚，長三角地區人文生態環境非常好，同時有著豐富的人才資源。”
何建華認為，與世界五大城市群相比較，長三角城市群是一個新生快速發展的城市群，在基礎設施、產業整合、科創能級、人才集聚、市場容量、美好生活等方面都有巨大潛力。“隻要落實好一體化發展戰略，長三角城市群一定能躋身世界城市群第一方陣。”何建華說。
“長三角城市群地理位置優越、歷史文化深厚、人口密度高、制造業發達、商業氛圍濃郁、路網密布交通發達、氣候環境宜人。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發展世界級城市群基礎最好的兩個區域。”中國民生銀行研究院區域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應習文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與其他世界級城市群相比，長三角城市群在服務業發展、科技創新、文化教育、區域協同、開放程度等方面還有一定追趕潛力。上海將通過努力建設成為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和科技創新中心，並不斷輻射和帶動蘇浙皖區域聯動，發揮長三角的龍頭作用。
錯位發展直面機遇與挑戰
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一年來，機遇有目共睹，挑戰也逐漸顯現。
“長三角一體化進程主要面臨四方面的機遇和挑戰。”何建華認為，“首先，城市群的一體化與同城化建設，即如何以上海為‘核心城市’，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城市協同合作共贏、公共服務資源互利共享等方面，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城市群協同發展。”
“其次，產業化整合重組與轉型升級。長三角是我國經濟發達、產業集聚度高、制造業能力強的區域之一。如何順應國際產業化集聚發展趨勢，實現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創新鏈的重組整合與轉型升級，亦是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面臨的重要課題。”何建華進一步指出，“第三，新技術革命正在孕育突破，如何發展新興‘硬核’產業，並推動產業不斷向價值鏈高端提升，也是一大考驗。最后，新冠疫情形勢目前依然嚴峻，對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來說，也需要直面挑戰，有效破題，圍繞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拓展內需市場，促進企業轉型。”
在應習文看來，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有著四方面機遇，但也面臨兩方面的挑戰。
“就機遇而言，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后，各省市紛紛出台行動方案，有利於各方加快協同推進﹔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新技術新業態逐步走向成熟，為科技加持長三角高質量發展開啟新空間﹔長三角‘新基建’潛力大、基礎好，將成為下一輪的重要增長點﹔加快要素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等重大改革舉措，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帶來政策紅利。”應習文指出，但目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發酵，給長三角發展的外部環境帶來不確定性﹔從內部情況看，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也面臨著思維慣性、路徑依賴和既有利益格局的限制，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
展望未來，“整合資源”、“錯位發展”已然成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關鍵詞。
“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關鍵，是在現有行政體制下進行制度創新，三省一市已經行動起來，也取得了顯著成效。下一步，要繼續在基礎設施、產業布局、土地資源、公共服務平台等方面統一規劃、統一發展，要有‘一盤棋’的思維和舉措，更要有國家戰略的意識。”周效門表示，上海要繼續發揮核心城市的作用，注重強化“四大功能”，加快建設“五個中心”。蘇浙皖要各展其長，也要換位思考，尤其在產業發展方面，長三角地區必須下好“一盤棋”，不能出現新的“產能過剩”。在當前國外疫情持續的情況下，長三角地區要經常交流產業發展政策和招商引資政策。
何建華認為，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關鍵在於“整合集聚”、“轉型升級”，即對原來區域內各城市碎片化發展模式進行整合，真正實現一體化、同城化發展，以更好地集聚各種優質資源，增強長三角區域的整體競爭力，更好地融入國際經濟大循環。
事實上，今年1月發布的上海市貫徹《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實施方案已明確提出，圍繞上海和蘇州、無錫、常州、南通、寧波、嘉興、舟山、湖州“1+8”區域范圍構建開放協調的空間格局，加強在功能、交通、環境等方面銜接，促進區域空間協同和一體化發展。
何建華指出，上海是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龍頭”和“核心城市”，做好“聚”、“散”、“通”三篇大文章，就能帶領蘇浙皖跨區域聯動、錯位發展。“‘聚’即強化上海作為‘核心城市’的凝聚力和輻射力，主要體現在創新引領、服務匯聚、協同整合等方面﹔‘散’即中心城市功能向都市圈乃至長三角城市群更加有效地疏解﹔‘通’即加快都市圈內各類要素自由流動。”何建華解釋稱。
金融+科創迸發更強動力
2020年，上海要形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基本框架，基本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同時，作為逾四成科創板申報及上市企業的來源地，長三角“科創基因”明顯，產業基礎雄厚、要素完備。金融與科創深度融合，無疑將成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強勁“引擎”。
應習文表示，長三角地區既是我國的金融中心，也是科創中心，科創離不開大量的資金投入，資本市場、金融機構近年來正加速改革，以更好地適應服務科創企業的要求。例如，上交所設立科創板，就是金融通過資本市場服務科創的重要突破。同時，商業銀行也在通過“投貸聯動、股債結合、投融一體”等綜合金融服務模式探索服務科創企業。
何建華認為，高質量發展根本在於經濟的活力、創新力和競爭力，世界主要經濟體均在謀求科技創新突破，以實現經濟轉型升級。
“要更好地推動金融與科創的深度融合，有四大關鍵點。”何建華進一步表示，“第一，應力促金融回歸本源，即金融支持科技創新與實體經濟發展，不可借科創之名講故事、編神話牟利﹔第二，科創應切實開展基礎性研究，提升策源，即0到1的原創能力﹔第三，應當提高科創人員的收入、住房、醫療、養老等方面生活待遇﹔第四，充分發揮科創板的直接融資功能，不斷健全資本市場優勝劣汰制度建設，促進金融與科創共生發展。”
周效門介紹稱，目前上海服務長三角主要有五條走廊，包括G60科創走廊、G50走廊、G2走廊、G15走廊、G40走廊。“未來，長三角金融（一體化）圍繞這五個走廊，將會有實質性進展。其中，G40走廊可能會發揮很大的輻射作用，該走廊的起點在浦東新區，是上海‘四大功能’和‘五個中心’的核心區，未來浦東形成的臨港、康橋、張江、金橋、外高橋‘南北科創帶’將具有很大能量。此外，G40通往蘇中蘇北地區，在‘高鐵上的江蘇’建成后，將會加快長三角一體化進程。”
周效門還指出，實現長三角金融一體化，將有利於對科技創新進行支持。但是，長三角地區的金融機構要實現一體化，需要政策一體化和監管一體化。如果三省一市仍各自為政，金融一體化就很難有所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