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勝良/制表 官兵/制圖
証券時報記者 余勝良
家在杭州的吳飄飄早晨8點就被媽媽叫了起來，打開支付寶搶政府發放的消費券，她媽媽搶到了5張（每張10元），而她沒搶到。
杭州市政府在3月27日發放第一批消費券：總金額為4.85億元，3月27到4月2日使用，限量領50元券（滿40減10元消費券5張），杭州實體店線下支付通用，街邊吃早餐，小店購物，停車和加油都可抵扣。4月3日~5月31日還會繼續發放。
當天，吳飄飄就和媽媽一起到了附近的萬達廣場逛街，在名創優品花了90元，買了兩杯奈雪茶花了40多元，用4張消費券抵了40元，自己支付了140多元。
吳飄飄母女消費謹慎，每筆消費都剛好用去一張消費券。 同在杭州的小楊，領到券后就去了嘉裡中心和武林銀泰廣場，吃了兩頓飯買了兩件衣服，用掉了4張消費券，花費800元，其中一半是本來就要消費的，一半是臨時決定消費。
在微博上，不少人分享了自己的消費心得，當天有人為了將5張消費券用出去，花費了2850元。他們已經做好准備，4月3號接著搶下一批消費券。
據杭州市商務局的數據顯示，截至3月29日下午4點，已兌付政府補貼2893萬元，已帶動杭州市場消費4.53億元，拉動效應達到15倍。
地方政府積極
3月31日上午，深圳市羅湖區向深圳市民發放3000萬元消費券。以前也有類似的購物活動，當地政府的預算支出是500萬元~600萬元。羅湖區商務局局長周建軍表示，今年第1期就拿出了5000萬元消費補貼，相當於以往的10倍，根據活動效果，還會考慮進一步加大投入力度。羅湖區商貿消費去年產值508億元，在該區GDP佔比中僅次於金融業。
南京市可信數據管理平台監測，今年3月18日至22日，該市共使用電子消費券34522張，總消費金額942.93萬元，除去電子消費券抵減金額外，帶動消費金額613.16萬元。
南京消費券大概帶動了3倍消費，不過這顯然是統計口徑的問題。杭州是將消費券拉動的消費也統計在內，南京則統計用包含消費券的消費額。另外，南京餐飲消費有上百元的優惠券，顯然杭州一律10元券的拉動力更強。
不完全統計，現在已有40多個地方政府推出消費券，而且推出地區和金額還在快速增長。
目前發放的渠道，基本上集中在微信和支付寶，發放方式，要麼靠搶，要麼靠搖。
這是典型的商業思維，搶和搖，顯得資源稀缺，這也是商家慣用的手法，搶到或搖到消費券的消費者會珍惜所得，尋機加以變現。如果是普惠制，可能會有一部分就沉澱下去，而且搖和搶可以控制總金額和消費方向。
地方政府發放的消費券，多是限定消費范圍，目前以旅游類為多，其次是餐飲和購物類，杭州這種所有商品一視同仁的“通用券”比較少。
地市級政府自發組織的較多，有些甚至是區級政府組織，比如深圳市就是以各區政府的方式分別發放消費券。
也有部分省政府組織發放，湖南是唯一一個省總工會為主發放消費券，而且發放的消費券，是提前一次性發放全年工會節日慰問消費券，總金額標准不超過2100元，在5月5日24時前消費完畢，這相當於提前集中消費。
當地企業也願意配合政府消費券搞聯合優惠活動，深圳市羅湖區的餐飲、汽車、黃金珠寶等行業分別出台配套優惠，一開始就政企合作。3月27日杭州市政府發放的消費券，商家匹配優惠額度11.8億元左右，相當於消費券的兩倍還多。
消費券在資本市場也引起反響，杭州解百（600814）3月27日漲停 ，華聯綜超（600361）3月30日漲停。
拉動消費明顯
地方政府發放的消費券，都不能網上使用，隻能在本區域使用，拉動本地消費的目的很明顯。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經濟系副主任吳斌珍長期從事公共經濟學研究，她在接受証券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政府為了減少企業在疫情期間的失血，已經在減稅降負上做了很多努力。今年前2個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35232億元，同比下降9.9%。相信后期財政壓力會進一步加劇，因此讓政府用大額的財政支出來啟動消費並不現實。“我們最希望的是政府用小額的資金支出，激活大家的消費熱情，激發企業可利用的資源，盡快刺激消費，推動經濟盡快正常運轉。” 吳斌珍說。
中泰証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接受証券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政府應該多發放消費券，消費券具有強大的拉動作用，而且佔用財政資源較少，政府可以承擔得起。
發放消費券還有一個好處，只是將萎縮的消費恢復起來，以消費拉動商業以及上游供給，是恢復而不是破壞原來的產業鏈，也不會導致某些產能過剩。中國多數產業供給過剩，核心在消費，隻要有消費，很容易激起產業鏈。
本次消費券推出金額較大的杭州市，其實早有經驗。2009年1月開始，為了應對次貸危機，杭州先后發放了兩期消費券。李迅雷團隊估算，由於發放10億元的消費券，杭州市2009年全年社零總額名義值增加約155億元，也就是實際杠杆系數達到了15倍。如果考慮到在消費過程中繳納一部分稅收，實際杠杆率或許要高於15倍。
盡管各地政府在陸續發放消費券，但是從金額上看還比較小，而且覆蓋范圍還不夠廣，另一方面，政府在基建方面動輒都是數萬億投入，很不匹配。
李迅雷認為，政府投資基建是為了穩經濟，穩定就業，但是基建投資有很多被浪費掉了，向下傳導的鏈條過長。而且基建不少是增加產能供給，為未來增加了過剩隱患。
所以他認為，基建投入沒有消費刺激直接，“消費券相當於發錢，是直接用在老百姓身上，給老百姓補貼，這種刺激的效果最有效。”他主張，不僅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也應該推行消費券，消費券可以採取單人多次領取的方式，而不用限定在一人一次，可以進行全民普惠性的發放，保証一定的廣度與寬度。
李迅雷的團隊測算，如果全國層面消費券投放的額度為3600億元計算，按照2019年GDP接近百萬億來計算，則最多提高赤字率0.36個百分點，發放消費券不會對財政產生過大壓力。按照10~15倍杠杆區間進行估算，則可增加3.6萬億~5.4萬億消費。
消費券在中國的歷史是從次貸危機時開始，除了杭州，成都曾向37.91萬市民每人發放100元消費券，公開資料顯示其轉化為真實消費的比率接近100%。
當時影響最大的是 “家電、汽車下鄉”政策，以財政資金針對特定人群、特定商品補貼，實質上與發放消費券無異。
對“家電下鄉”，中央和地方財政累計投入補貼資金765億元，平均向每個農村家庭發放補貼近400元，實現銷售額6597.6億元﹔對“汽車下鄉”，全國補貼下鄉汽車、摩托車1791.47萬輛，累計兌付資金265.67億元。
關於發放消費券主體，吳斌珍認為應該以地方政府為主。
吳斌珍認為，中央政府出台統一方案很可能會水土不服，地方政府最了解當地居民和當地經濟，往往是出台刺激方案的最佳人選。而且，中央政府需要平衡，如果給不同地方不同的方案，或者不同的消費券資金，這樣的不平等會引發很多怨言，同樣的金額則是另外一種不公平，因為各地的消費水平差別很大。另外，把所有的財政壓力集中到中央，也會讓中央不堪重負。
“因此在我看來，中央統一來做不現實，也不是最優方案。但是中央也不能袖手旁觀，無視地方政府主導刺激消費方案的弊端。中央可以通過轉移支付來緩解地方財力的不平衡問題，同時如果跨省消費比較多，可以進行跨省反補。消費券的可追蹤收益企業的特性為這種省級之間的反補創造了可能性。”吳斌珍表示。
公平問題
當前各地政府出台的消費券，主要是面向餐飲、旅游、線下娛樂，文化類的消費，都是受疫情影響比較大的領域。
各地政府發放消費券都是在本轄區實體店使用。吳斌珍認為，地方政府自然會為刺激地方消費進而拉動地方經濟而努力，對跨省消費不友好是可預見的，而且地方政府財力相差很大，有些地方沒有財力刺激消費，經濟啟動慢，有些地方財力充足，經濟啟動快，這會加劇地方之間的不平等。
對於消費券發放的密度和廣度，吳斌珍建議，可以用一個適中的金額，一輪一輪的實驗，在時間設置上不能太長，最好在一個月內就要用完消費券，過后看經濟啟動情況，可以酌情調整頻率和金額。
目前來看，很多對方政府發放消費券的有效期都低於兩個月，有些是一周有效，然后再發放下一輪。
消費券解決了效率問題，但另一方面，對那些沒搶到的人，是否沒有解決公平問題？
在上海工作的李勝認為，政府補貼的消費券通過某個支付平台搶，有失公允，對其他電商或者其他線下不支持該平台的商戶不公平，另外對那些不怎麼用或者不能熟練運用該平台的群體來說也很不公平。
如此推論，消費券用搖號的方式也難言公平，搖到多少全看運氣，另外有家庭收入已經很高了卻獲得了消費券，而有些家庭很貧困，卻沒有搖到消費券，這也是公平問題。
吳斌珍認為，如果消費券是定向某種非必須商品，導致隻有需要這些定向商品的居民才能真正享受折扣，會造成不公平的問題。實際上，低收入家庭可能沒有足夠的財力來享受這些限定商品的消費券，還可能出現一些不夠理性的居民因為折扣購買了需求不大的產品，擠出了真正需要產品的購買，因此雖然享受到了折扣，福利水平的提升卻不及財政補貼成本，這是一種效率損失。 一些地方的消費券涉及了區域（甚至廠家、門店）限制，有消費門檻的限定，或者消費方式的限定，這些不利於刺激消費，會減少大家購買的欲望。
她認為，消費券發放人群的范圍不宜太窄，最好是廣覆蓋，不限條件。
消費券還可能會造成一些薅羊毛等行為，李迅雷認為，薅羊毛等事情肯定會存在，但不能因此卻步，薅羊毛只是少數，不會影響整體效果。
吳斌珍認為，目前的信息技術已經比較發達，使用消費券需要用身份証認証，發送確認短信等手段都比較成熟，而且政府消費券的金額不宜過大，這也限制了逐利空間。另外，各個地方最好使用不同的平台，增加不法分子攫取大額收益的難度。
目前各支付平台正深度參與各個地方政府的消費券發放，支付平台相當於實施出口角色，地方政府研究方案，在支付平台中執行。
選擇支付平台，還是因為支付平台使用范圍廣，易操作。微信方面回應証券時報稱，微信支付月活用戶超過8億，絕大部分市民都可以低門檻的領券及使用。微信有公眾號、小程序等產品能力，能承載電子券的發放、核銷等全流程。此外，絕大多數線下商家接入微信支付，符合用戶使用習慣，用戶每天都會多次打開微信，方便政府發布信息並被目標對象廣泛關注。此外微信能夠按指定發放規則下發給特定人群。
吳斌珍認為，對於支付平台無法覆蓋的群體，特別是低收入階層和老年階層，有必要利用民政系統，以及居委會、街道辦這些線下組織來補充發放。
給困難企業直接輸血
吳斌珍說，中國民間儲蓄率高，大部分家庭賬戶上都有余錢，當前消費沒有啟動的主要原因，是不少地方政府一邊強調不要阻擋復工，一邊又反復強調防范風險的優先級，基層依然把防范風險放在第一位，地方政府刺激消費、啟動經濟的政策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我覺得政府官員帶頭去餐館吃飯、去商場購物，這種可以安全消費的信息傳遞很有意義。”吳斌珍表示，輿論宣傳也需要引導大家走出過度防控誤區，強調有零星的新增病例並不可怕，引導恢復正常生活消費的安全感，積極報道“安全”、“可控”的狀態，當然這需要建立在的確安全可控的事實基礎之上。
“這方面還是要多算算經濟賬，防范疫情有必要，但是必須意識到防控的成本。”吳斌珍認為，目前中國經濟最大的風險是大量中小企業倒閉，失業人數急劇上升，家庭破產比例攀升，這場疫情會轉變成一場元氣大傷的持久災難。她認為，短時間內，在國外疫情快速蔓延的背景下，中國的防控措施不太可能鬆懈，消費環境也不太可能正常化，因此用消費券啟動消費面臨很多困難。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白重恩教授前一段時間曾提出“睡美人”的說法，強調如果企業在“睡眠期”沒有失血過多死去或元氣大傷，那麼醒來以后就可以恢復原樣，沒必要給她催肥。
吳斌珍認為，白重恩教授這個說法很有道理，強調不過度刺激，但同時強調了要在疫情期間保住企業的命。吳斌珍建議，盡快給困難企業直接輸血續命，在防控解除之前，直接輸血比消費券更及時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