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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新特征與政策新熱點

王龍雲

2018年11月20日08:34  來源:經濟參考報

  “當今世界一體化和互聯化日益加深,任何國家難以完全獨自處理復雜的挑戰,需要各國政策制定者勠力同心、通力合作。面對不斷縮窄的機遇之窗,一些發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應對風險的政策空間有限,國際協同精神有所減退,這也使得預防危機顯得更為重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秘書長林建海與其同事蔣旭峰日前在接受專訪時表示,各國需要採取行動,推進重要經濟改革,以維持經濟上升勢頭,提高經濟韌性,改善中期增長前景,同時需要重建政策空間,以應對下一次可能的經濟危機。國際貿易應該更開放,多邊主義應該得到更多提倡,共同促進全球經濟強勁、持續、包容性增長。

  全球經濟呈現三大新特征

  記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年會上個月在印度尼西亞召開,與會者共同分析全球經濟走向,探討最新政策熱點,商議最佳合作應對之策。與過去相比,目前全球經濟增長呈現何種態勢?

  林&蔣:全球經濟仍呈現擴張態勢,IMF最新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預測,2018年和2019年的全球增長率預計各為3.7%,比4月時的預測略低0.2個百分點。報告認為,全球經濟有利的發展條件包括:經濟持續復蘇促進了就業和收入,使資產負債表得以增強,為重建政策緩沖提供了機會﹔借力財政刺激政策,美國的經濟增長勢頭較強勁,2018年9月美國的失業率下降至3.7%,為1969年12月以來的最低水平﹔新興市場經濟體仍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能源出口國的經濟活動也逐步改善。

  記者:就目前發展趨勢看,全球經濟具有哪些新特征,具體表現在哪些領域?

  林&蔣:總體而言,全球經濟呈現如下三個新特點:

  首先,一些主要經濟體的增速可能已經觸頂。過去半年,經濟增長快於預期的可能性已經下降。在發達經濟體,經濟活動在2017年下半年達到峰值后,在2018年上半年勢頭有所減弱,一些高頻指標弱化,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減緩,生產率增長乏力,中期潛在產出增長受到抑制。中國的經濟增長依然強勁,2018年預計可達6.6%,但在“去杠杆”的背景下,信貸增速下滑疊加貿易壁壘增加等因素,經濟增長預計將穩中趨緩。

  第二,全球經濟增長的均衡性下降,經濟增長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表現參差不齊。在發達經濟體內,美國和其他一些發達經濟體的增長出現分化,盡管受近期宣布的貿易措施沖擊,美國2019年的經濟預期增速比今年4月份下調0.2個百分點至2.5%,但依舊高於發達經濟體明年2.1%的平均預期增速。歐元區的2018年經濟增長預測下調,預計今年的經濟增速為2%。各發達經濟體的核心通脹存在很大差異,歐元區和日本的核心通脹遠低於目標水平,但美國和英國的通脹接近目標水平。發達經濟體的金融狀況依然寬鬆,但是許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金融狀況已經收緊。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內部,也存在著增長前景分化趨勢,新興亞洲和新興歐洲的預期增速總體依然較為強勁,能源出口國的經濟活動逐步改善,但一些能源進口國的經濟勢頭有所減弱,阿根廷、巴西和土耳其的經濟下滑明顯。

  第三,在多重不確定性的影響下,全球經濟增長的下行風險已經上升。

  首先,貿易壁壘增加已經成為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重要不確定性之一。如果主要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摩擦進一步升級,將對全球經濟增長帶來顯著沖擊。IMF估算,當前貿易摩擦的升級並疊加美國貿易伙伴的報復舉措,未來兩年內可能會拖累全球經濟產出下降超過0.8%。

  其次,一些地區面臨的地緣政治風險和政治不確定性也不容忽視。例如,倘若未能就英國退出歐盟達成理想的協議方案,或市場對一些債務高企的歐元區國家的財政政策擔憂再度出現,可能會導致市場避險情緒激增。

  新興市場經濟體面臨更嚴峻挑戰

  記者:在外部環境日益嚴峻之下,今年以來新興市場經濟體似乎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

  林&蔣:新興市場經濟體面臨嚴峻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戰。按人均計算,根據IMF最新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預計約有45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在2018年至2023年間的經濟增長不及發達經濟體的增幅。這意味著,它們和發達經濟體之間的生活水平差距或將進一步拉大。

  必須警惕的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容易受到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影響。在外部融資成本上升、貿易摩擦延續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基本面較弱和政治風險較高的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資本流入出現逆轉,導致多數新興市場的金融市場狀況在今年4月以來有所收緊。倘若美國的通脹率表現高於預期,可能引發美國利率進一步上升,也可能引起投資者對風險進行重新評估。發達經濟體金融狀況的收緊可能導致資產組合重組,匯率發生急劇變動,尤其是脆弱性較高的新興市場的資本流入或將進一步減少。

  總之,全球經濟面臨的多重挑戰不容忽視,全球增長的風險偏於下行,政策面臨不確定性,貿易壁壘增加,基本面較弱和政治風險較高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面臨資本流向逆轉,地緣政治風險仍存。這些風險已變得更為顯著,或已在一定程度上變為現實,需要政策制定者未雨綢繆,加強全球政策協調應對。

  推動新型多邊主義呵護世界經濟

  記者:今年以來,圍繞經濟全球化和多邊主義的博弈屢見不鮮,“單邊主義”和“孤立主義”是否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逆風”之一?未來主要經濟體之間應在哪幾方面加強多邊合作實現共贏?

  林&蔣:防止貿易保護主義,推動新型多邊主義,應是全球所有經濟體的共同使命。貿易合作在過去70多年裡推動世界經濟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和繁榮,如今自由貿易進程受阻和貿易壁壘增加,已成為全球經濟面臨的最大威脅之一。保護主義會從貿易、投資者信心、金融市場逆向反饋等多個渠道沖擊經濟增長。

  目前全球經濟共融和互聯程度進一步加深,任何國家都無法獨自處理棘手的經貿等全球性挑戰,需要推動新型多邊主義,使經濟增長更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續性。這就意味著各國政策當局迫切需要在以下幾方面加強合作:

  首先,各國需要緩和貿易爭端,改革和修復全球貿易制度,而不是摧毀多邊貿易體系。各國政策制定者需要減少服務業貿易和投資領域內的壁壘,完善世界貿易組織(WTO),減少全球貿易規則碎片化的風險,使世界貿易體系對所有國家和人民來說更加完善、公平和強大,釋放貿易自由化的紅利。貿易自由化對於提升當前增長緩慢的勞動生產率大有裨益。IMF一項基於18個發達國家在過去20年間的數據研究發現,發達經濟體對某行業資本投入品的關稅每下降一個百分點,該行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可以提高約兩個百分點。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新的貿易改革進程相對滯后,貿易增速趨緩。當前服務業在全球GDP和就業增長中的貢獻約佔三分之二,而服務業領域的壁壘阻礙著貿易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全球服務貿易協定的總體水准滯后於服務業在全球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IMF、世界銀行和WTO三家機構最近發布的一份聯合報告顯示,在WTO 框架下的多邊貿易談判進程受阻,許多經濟體轉向簽署區域貿易協定,生效的區域貿易協定從1995年的約54個增加到目前的超過250個。這雖然推動了區域經濟融合,但也使得全球貿易規則復雜化和碎片化,導致“意大利面條碗”現象加劇。然而,區域貿易協定經濟體之間的貨物貿易額不及全球貨物貿易總額的一半,哪怕是前瞻性最強的區域貿易協定也難以解決當前貿易體系中的重大挑戰,畢竟區域貿易協定的成員國覆蓋范圍有限,而服務貿易、電子商務、投資等跨國界重大議題都需要在更大范圍內開展政策對話,這也離不開WTO的透明化和爭端解決機制。

  其次,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已變得日益復雜、聯系更緊密、波動性更強,全球金融安全網仍需進一步夯實。全球金融安全網大致由四個層面組成,包括各國自己的儲備、兩國之間的雙邊互換安排、區域性融資安排、IMF的可貸資源。盡管從2008年到2016年,用於加強全球金融安全網的資源增加了約兩倍,但各國政策制定者仍需未雨綢繆、防范下一次可能到來的經濟衰退。近年來,IMF加大了對全球金融安全網的支持力度,更新了用於防范危機的貸款安排規則,使資格審查過程的預見性更強且更加透明。在各國制定國內經濟政策的同時,需要進一步採取措施加強以IMF為中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網,同時深化IMF與“清邁倡議”等區域性融資安排的協作,充分發揮區域性融資安排和IMF各自在防范和化解危機中的比較優勢。

  此外,保護全球經濟穩定,需要妥善應對全球失衡問題。2018年IMF《對外部門報告》顯示,不能用本國經濟基本面和合理政策來解釋的過度經常賬戶失衡約佔2017年全球經常賬戶失衡總量的40%至50%,較2016年約三分之一的比重有所上升。在這一數字背后,存在一個近年來延續的特征,即過度的經常賬戶失衡日益集中在發達經濟體,包括德國、荷蘭、新加坡、韓國、瑞典等國的順差,以及美國、英國等國的逆差。此外,阿根廷、土耳其等國也面臨過度逆差。一些新興市場經濟體今年經歷了資本流入的逆轉,而市場壓力到目前為止主要集中在外部失衡嚴重、政策框架薄弱的國家。各國需要以支持全球可持續增長的方式減輕過度全球失衡。逆差過高的國家應降低財政赤字,同時確保不削減用於支持貧困群體的項目,逐步使貨幣政策與通脹目標相一致﹔順差過多的國家應該推出更多的財政刺激措施。此外,順差國與逆差國都應將結構性改革視為優先工作,順差國應促進投資和鼓勵競爭,逆差國應鼓勵儲蓄並提高競爭力。

  繼續強化全球金融監管框架

  記者:從“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至今,國際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了十年,目前全球金融體系是否已完全康復,足以應對下一場危機?從金融視角出發,目前威脅全球經濟的最大風險是什麼?

  林&蔣:金融危機爆發后十年后,全球金融監管框架得以強化,銀行體系變得更加穩健,但全球金融體系的韌性仍有待考驗。從積極的方面看,國際社會制定的廣泛監管議程幫助增強了全球銀行體系,流動性提高,銀行監管加強,銀行業普遍遵照巴塞爾協議III關於資本和流動性的要求,廣泛採納壓力測試,影子銀行業務得以控制,大部分國家建立了相關宏觀審慎部門。

  然而,全球金融穩定依舊面臨諸多風險。在發達經濟體,非金融部門杠杆率不斷上升,信貸發放標准持續惡化,一些主要市場的資產價格過高。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外部借債繼續增加,如果面臨資本流逆轉和貿易摩擦加劇的壓力,缺乏充足儲備緩沖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將遭遇更大挑戰。IMF的研究發現,全球金融危機之前財政狀況較強以及匯率制度更為靈活的國家,產出損失較小﹔全球金融危機之前金融脆弱性較高的國家,產出損失較大,這顯示了宏觀審慎政策和有效監管的重要性。

  為了進一步提高全球金融體系的韌性,應完成金融監管改革議程,避免改革出現倒退,並充分應對潛在系統性風險。金融狀況依然寬鬆而且脆弱性較高的國家,應當更積極地使用全面的宏觀審慎工具,包括逆周期資本緩沖。為了維護金融穩定,還需要採用新的宏觀審慎工具來解決銀行部門之外的脆弱性問題。此外,監管當局也要警惕金融科技、網絡安全等新風險。

  全球債務方面的脆弱性不斷增加,成為全球經濟增長面臨的一項重要風險,多年來積累的脆弱性可能會因金融狀況的突然急劇收緊而暴露。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十年之后,從公共財富這個角度仍然可以管窺危機留下的傷疤,IMF最新發布的《財政監測報告》指出,在17個樣本國家,公共部門的財務淨值(資產與負債之差)比危機前減少了11萬億美元。此外,全球公共和私人債務總計已經創紀錄地達到了182萬億美元,比2007年的債務水平增加60%左右,債務總量佔全球GDP的兩倍還多。

  家庭和企業增加借貸,盡管可以推動消費,對經濟起到促進作用,但是債務過高會加大市場脆弱性。尤其是對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隨著國際金融條件收緊,外部借債的風險會因為資本市場信心下降、資本流逆轉而加劇,並可能造成對其他經濟體的溢出影響,對經濟發展和民眾生活造成沖擊。此外,近年來,低收入國家債務脆弱性不斷加劇,這也是政策制定者需要關注的一項挑戰,需要加強公共和私人部門債務人和債權人的債務透明度、融資的可持續性和債務重組中的債權人協調。

  抓住數字革命契機

  記者:如何理解數字革命對全球經濟可能產生的顛覆性作用?IMF對此有何建議?

  林&蔣:數字科技的快速發展具有明顯的雙刃劍作用。數字革命承載著巨大的希望,金融科技可以降低服務成本,減少信息不對稱,強化競爭,加強金融普惠,尤其是通過向至今還沒有銀行賬戶的17億人口提供金融服務,支持經濟增長和減貧。

  但數字革命、機器人技術和人工智能既會創造出新的產業和就業崗位,又會給傳統行業帶來沖擊。單以電子商務為例,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的數據顯示,全球電子商務(B2B和B2C業務之和)總額從2012年的19.3萬億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27.7萬億美元。數字革命正改變著經濟、商業和金融版圖,給消費者、企業和監管部門帶來了機會和風險,並重塑世界經濟、政治和社會的諸多方面。此外,加密資產規模擴大也會給貨幣政策、稅收政策、應對反洗錢和恐怖主義融資、維護金融穩定和安全帶來全新挑戰。

  數字化意味著更加高度融合的全球化,這就要求各國加深合作,挖掘金融科技的潛力,同時審慎應對相關風險。在本次年會期間,IMF和世界銀行共同提出《巴厘金融科技議程》。

  該議程以成員國的經驗為基礎,總結了決策者和國際社會需要考慮的關鍵問題,並將其提煉為12個要點,包括擁抱金融科技的潛力﹔利用新技術擴大金融服務提供﹔強化競爭,加強對開放、自由和可競爭市場的承諾﹔通過金融科技來加強金融普惠、發展金融市場﹔對持續發展變化的金融體系保持密切監測、深化理解﹔調整監管框架和監督實踐,以實現金融體系的有序發展與穩定﹔保障金融體系的健全﹔實現法律框架現代化,為金融科技活動提供有利的法律環境﹔確保國內貨幣金融體系的穩定﹔建設穩健的金融和數據基礎設施,以維持金融科技的優勢﹔鼓勵國際合作和信息共享﹔加強對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集體監督。該議程雖然不代表IMF 或世界銀行的工作規劃,但給IMF 和世界銀行的工作人員與成員國當局的對話提供了參考,幫助成員國分享金融科技迅速發展的機遇和風險應對辦法,也給IMF 和世界銀行如何為其他有關國際組織在新金融科技領域的工作提供了一個基本框架。

(責編:韓穎、張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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